文化问题始终是民族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学、文化史、文化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中西方文化的大论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民族救亡图存的祈愿。新与旧、中与西、专制与文明的冲突，折射出的正是泱泱大国在西方现代性文化（包括现代科技武装下的市场经济大潮和自由、民主、博爱为价值旨归的民主政治制度）激烈冲撞中谋求中华民族何以新生的大问题。而作为此一时期的文化巨匠胡适和随后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有关文化冲突双方的基本立场与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本人所进行的文化创制不仅对中国的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文化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作者社会地位与职业特点的双重影响本身就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则独有的“文化事件”。毛泽东一方面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与熏染，但此后的革命经历和政治实践，同样成就了其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缔造者之主要角色，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完善、丰富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之特效，从而不仅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也构成了当下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源头。因此，依据文化理念的相关原理，结合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与时代主题，系统梳理各自的文化主体观、文化价值观和文化构成观，继而比较各自的主要特色与质性差异，对于我们弄清中国现代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像与多元样态，特别是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寻觅到可靠的理论依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理绪大致分为四个部分依次布展。　　第一部分，解析“何为文化”以及文化的功能，目的是要为后文理解文化主体观、文化方法观、文化价值观和文化构成观提供基本的文化学依据，同时也是本文进行分析比较中所设置的理路架构“何以可能”缘由所系。　　第二部分，分别梳理了胡适和毛泽东的文化观。分别从文化主体观、文化方法观和文化结构观三个方面清晰地展现二者在文化立场、研究方法上的质性差别。如前者立足于上层名流的“精英文化”，追求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后者则植根于下层百姓，追求大众文化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　　第三部分，通过对毛泽东与胡适文化主体观、建构方法论和文化功能论的全面比较，重点凸显毛泽东文化观的客观科学之处，阐释毛泽东的文化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四部分，重点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问题，就其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依凭进行了系统梳理，这既是本文之所以将胡适的文化观与毛泽东的文化观进行比较的理论旨归，也是为文化自信“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实现”提供一种确切的路径依赖。　　概言之，通过毛泽东与胡适文化观的比较，不仅仅是要“还原”历史，更重要的是“返本开新”。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始终植根于底层百姓，始终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恰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