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现状,探讨一般资料对患者就医延迟、健康素养和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明确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健康素养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应对方式在健康素养和就医延迟间的中介效应,从而改善口腔癌患者的健康素养,减少就医延迟现象,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在吉林省口腔医院颌面外科住院共170名口腔癌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分为一般资料调查表、就医情况问卷、医学应对方式量表、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量表四部分。采用软件Epidata3.1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患者的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运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来分析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口腔癌患者应对方式及健康素养的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患者就医延迟、应对方式和健康素养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应用Amos 24.0软件分析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结果:1.本研究共发放170份问卷,现场回收167份,回收率98.24%。有效问卷共158份,有效回收率92.94%。2.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时间最短为2天,最长达四年余,中位时间为36.5天。发生就医延迟的患者为100例,未发生就医延迟的患者为58例,即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发生率为63.3%。3.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工作状况、吸烟状况、医疗付费情况、自觉疾病严重程度、常住地、居住状况、定期体检和发现口腔问题方式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吸烟状况(P=0.001)、自觉疾病严重程度、定期体检情况是口腔癌患者发生就医延迟的影响因素。4.口腔癌患者应对方式得分为(42.20±4.21)分,面对应对方式得分低于常模,回避应对方式得分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屈服应对方式得分与常模比较无显著差异。5.口腔癌患者健康素养得分为(64.70±7.85)分,得分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常住地、定期体检情况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就医延迟与健康素养及其各维度、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健康素养与应对方式呈正相关(P<0.01)。7.健康素养对就医延迟时间的直接效应为-0.292,应对方式在健康素养和就医延迟时间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407,总效应为-0.699。结论:1.口腔癌患者的就医延迟现象较为普遍,需要进一步改善。年龄、吸烟状况、自觉疾病严重程度、定期体检情况是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的影响因素。2.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偏低,对得分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常住地、定期体检情况。3.患者采取的应对方式依次为面对、回避、屈服,多因素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居住状况为其影响因素。4.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与健康素养和应对方式呈负性相关。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越高,越容易采取面对的应对方式,发生就医延迟的可能性越小。5.应对方式在就医延迟时间和健康素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口腔癌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越高,患者越容易采取正向的应对方式,积极配合家人、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患者的就医延迟发生率越低。为了减少口腔癌患者就医延迟的现象,可通过加强社会大众的口腔癌相关知识、提高社会支持水平以及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等措施进行开展,争取尽早发现和尽早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