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实施,监察体制改革不仅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调整,也对我国法律体系进行完善,更是我国反腐治理的一次重拳出击。监察法的生效实施使其从静态规范转化为动态运行,在此需要正视关联性法律的衔接协调问题。监察法在调查职务犯罪领域与刑法关系密切,同为打击职务犯罪的法律依据,刑法为监察法的实施提供实体法的保障,二法的联系是调查职务犯罪行为到追究职务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动态过程。在监察法出台后,由于权力机构的调整、各法立法目的的侧重点存在区别等原因,监察法与刑法在适用衔接上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协调。监察法与刑法共建我国反腐败长效法律机制,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我国反腐必须法治化,同时满足法律秩序的统一性,二法的衔接具有必要性和现实需求性。监察法为反腐而生,刑法是对反腐的惩处,二者都是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共同致力于我国的反腐事业,无缝衔接好监察法与刑法是完善我国反腐法律体系的必经之路。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对职务犯罪调查拥有监察权,监察对象范围与刑法中职务犯罪主体的衔接是否顺畅是监察法与刑法衔接首要考虑的问题。监察法基于监察全覆盖的目的,同时兼容监察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调查,其监察对象范围自然会宽泛于刑法中的职务犯罪主体,二法虽然范围不一致,但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一致性,需要对此进行合理的解读认定。监察法虽对单位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可是未将“单位”列入监察对象,导致单位实施的犯罪得不到调查,产生监察盲区;监察法中有关监察人员在特殊犯罪主体上存在监督困惑,身份和从重处罚的认定存在争议。当前,我国监察案件在适用从宽制度时存在“监察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从宽”两套并行的操作规范。分析我国目前从宽制度的发展及监察法中的从宽规定的内涵,发现监察法的从宽制度与刑法的从宽制度存在适用问题,从宽量刑幅度不明确、一般自首的自动投案在一些特殊情形认定存在障碍、准自首中留置措施的定性存在争议、有关立功认定困难等问题。针对上诉监察法与刑法衔接适用问题的解决,应秉持“法律解释”优先的原则,采取法律解释和立法修改两种解决方式,将单位纳入监察对象,有利于解决监察全覆盖和刑法中构成要件主体的适用问题;将监管工作人员分情况的解释进司法工作人员,将留置措施纳入强制措施,留置场所纳入监管机构,在具体的认罪认罚情形中将特定情形进行解释和分析。为保障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将反腐进行到底,应该克服二法在衔接适用上存在的错位,充分的发挥监察法与刑法的作用和力量,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将中国特色反腐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