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微观数据较为全面考察了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并探索了其成因与影响因素。在影响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诸多因素中,本文突出了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技术进步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对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2)高校扩招政策引起的大学生相对供给增加,与厂商对劳动者生产力预期间的相互作用,对大学生和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3)劳动者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能力以及劳动力市场上的随机冲击对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文章共分为七个章节。遵循观察现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及其成因展开研究。各章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对本文使用到的微观数据进行介绍,并基于该数据,对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描述。通过该统计描述,概况了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在时序上的变化特征及其与经济直觉存在差异之处,从而提出本文研究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回顾。本章先从国外学者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一般性研究入手,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国外学者对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历史演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热点。进而阐述了国外学者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计量实证方法上的最新进展。在本章的第二部分,笔者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回顾。这个部分介绍的重点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上,即重点阐述针对我国特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安排,对劳动者收入不平等进行研究的文献。通过对文献的回顾,进一步表明了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创新性和价值所在。第三章建立了一个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教育回报率的变化是引起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原因。基于该模型的进一步推导分解出了教育的要素回报效应与要素结构效应,前者拉大了收入不平等,后者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但总效应仍然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利用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方法,本章验证了上述理论预测与实际数据的高度一致性。第四章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实证研究了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大学生收入溢价的贡献以及高校扩招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证明该模型能很好的拟合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工资分布。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约能解释大学生工资溢价的72%；并且高校扩招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加剧大学生—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第五章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与劳动力市场上的预期均衡结合接起来。讨论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背景下高校扩招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变化。研究表明,一方面,高校扩招降低了上大学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使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劳动者的差异程度下降。另一方面,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存在使得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工资差异并未下降,并且存在上升的可能。第六章在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下分解出了劳动者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能力、随机收入冲击及其相对应的价格效应对我国劳动者残差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劳动者残差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暂时性收入冲击,其大小能解释60%以上的残差收入不平等。但是,与劳动者潜在异质性能力相关的价格效应的不断上升,是引起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第七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探讨了文章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指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我国是存在的。由此引致的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的增加和教育收益的上升扩大了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虽然在实际数据中,我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处于收入分布中位数以下的低收入劳动者与其他收入水平的劳动者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的。但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却主要作用在收入分布的上侧分位数上。它倾向于拉大高收入劳动者与其他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二、由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存在,高校扩招并不一定能减小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同时,由于高校扩招大幅提高了劳动者进入大学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使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劳动者的差异程度下降。三、我国劳动者残差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的随机冲击,尤其是暂时性收入冲击,其大小能解释60%以上的残差收入不平等。但是,与劳动者潜在异质性能力相关的价格效应的不断上升,是引起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文章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视角的创新、理论模型的创新以及实证方法的创新。具体阐述如下：一、研究视角的创新首先,虽然国内学者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非常丰富,但现有国内研究还没有从理论角度系统探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引致的教育收益率变化对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其次,高校扩招作为我国教育史上的重大改革措施,对劳动力市场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经济学文献对高校扩招的影响进行细致、系统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研究是一个新的有益尝试。最后,对收入不平等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组间不平等上,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性别或不同地域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但具有相同个体特征劳动者间的收入不平等,亦即组内不平等,对劳动者总体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国内学者对组内不平等的研究还十分有限。由于本文涉及的残差收入不平等是组内不平等的等价测度,因此该研究也是对组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探索。二、理论模型的创新首先,文章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SBTC)理论框架下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成功刻画了数据中表现出的高技能劳动者供给与收入同时增加的情况。通过模型推导,文章将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和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直接联系起来,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在对高校扩招政策影响的研究中,本文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能将劳动者的先天能力、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信号效应(Ability Signaling)区分开来,从而正确剥离出劳动力市场歧视对大学生和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在对残差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文章在一个统一的计量分析框架内分解出了劳动者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能力、收入的随机冲击及其时变价格效应对残差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明了我国劳动者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上升的内在原因。三、实证方法的创新首先,文章使用了Firpo, Fortin and Lemieux (2007)发展出的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 RIF回归)的分解方法来考察教育收益率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该方法允许我们从整个收入分布上刻画教育收入率变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收入均值变化。其次,在对高校扩招问题的研究中,文章采用了结构估计(Structural Estimation)的方法,识别并估计出了理论模型中的全部参数。目前,这种估计方法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中还并不常见。最后,在对残差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文章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的不规则数据结构下,推导了模型估计的矩条件,进而利用使用了最小距离估计法(Minimum Distance Estimator, MDE)估计了模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