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涉及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等,立法繁多且规定不一。我国自198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其所规定的保护范围长期以来广受学界关注,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保护范围如何确定更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以完善相关立法显得至关重要。检视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保护范围,可以发现以下不足:第一、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的宪法依据不明确。通过对《宪法》的解读,发现宪法所规定保护的珍贵野生动物并不等于其仅对“重点”野生动物进行立法保护,然而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对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厘定的困难。第二、地方野生动物保护范围混乱。多数地方立法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依据,保护范围与其保持一致,坚持重点保护的立法模式。也有部分地方立法走在了国家立法前列,实质上确立了本辖区内对野生动物的普遍保护。更有地方立法明确规定了“普遍保护”的立法原则,是新时期生态文明视野下对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的一种扩张。第三、野生动物的定义没有明确。明确什么是野生动物是确定保护范围前提与理论基础,只有将野生动物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才能够合理的厘清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的边界。第四、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界定不清,导致其所保护的边界模糊,只能够依靠相关的名录来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第五、保护范围限定的过于狭窄,受到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类极其有限。整体上来看,对于种类与种群数量为数众多的“普通”野生动物几乎没有立法保护。而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名录制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首先就是名录的有限列举实质上进一步限缩了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强化的,相关名录再怎么扩张也未必能够涵盖所有符合立法精神的野生动物。其次是相关名录的时效性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自发布以来,三十余年间几乎未曾修改,严重滞后于野生动物生存状态的变化。各类名录与相关的国际条约也存在对部分野生动物保护等级不一致的问题,并且没有灵活的更新机制,不能够及时适应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需要,给实际的执法带来一定的困扰。我国台湾地区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立法经验丰富,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规定较为明确具体且保护范围很广,故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有益立法经验,并进行本土化改造。我国大陆地区需要树立正确的立法原则,坚持价值位阶原则、全面保护原则以及预防性原则,以此对大陆地区保护范围的合理划定作出指导。我国大陆需要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进行厘定,同时完善名录制。在保护范围的界定上,首先应当明确野生动物保护的宪法依据,对宪法进行解释,明确指出其所要保护“珍贵”动物的含义。在明确宪法依据的基础上,整合国家立法,使国家立法能够合理界定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真正的为地方立法作出指引。对野生动物的概念进行法律上的界定,以便于进一步的说明“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范围。并且我国应当合理扩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实现对所有野生动物的普遍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限制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利用,对必要的利用行为进行立法约束、严格监管。再者,我国可以灵活设置各类野生动物保护名录,比如可设置“可食用动物名录”“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名录”等,作为普遍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配套措施。并且增加各类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定期更新与不定期更新相结合规定,以防止相关名录过于滞后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需要。加强名录制定与更新的科学性,积极吸纳相关的研究成果,对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进行科学的追踪,并在相关名录及时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