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攀升。百姓手里有了“闲钱”,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便也越来越多。但由于我国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制不成体系,导致民间借贷诉讼频发。而民间借贷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再加上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往往不注重保存证据,导致仅有借贷合意证据或是实际交付证据的“孤证”情形时常发生。在“孤证”情形下能否直接认定存在借贷事实,实践中存在不一样的做法使得“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判”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法官对民间借贷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及分配规则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虽然给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的证明责任及其分配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但第16条和第17条因逻辑错误和术语使用不当又带来新的问题。使得“孤证”情形下对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的选择产生不同认识、抗辩与否认相混淆、借贷单据真伪鉴定的责任主体不明确、借贷事实认定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借贷合意与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认定规则不清的问题客观存在。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但是此次修改最主要的亮点是下调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线,对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而产生的证明责任及其分配问题,并没有作出回应。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民间借贷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概念、分配原则、证明标准的选择、本证与反证、抗辩与否认,以及法律视角下的民间借贷的界定和民间借贷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原告需要就借贷合意、实际交付举证证明,被告对其抗辩承担证明责任,对于否认只需要作出合理说明即可。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能提供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使案件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需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第二部分描绘民间借贷纠纷中证明责任的实践现状。主要包括借贷合同的适用情况、实际支付方式的发展变化、实务中的裁判思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书面的形式将借贷合意固定下来,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受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实际交付方式突破了原来仅依靠现金支付和银行转账这两种传统的交付方式,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因其方便、快捷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实际交付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越来越多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的证据被保存下来,降低了原告的举证难度,使得被告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占比远高于原告。另外在二审审判中,因新证据而改判的案件较多,因法条适用错误而改判的案件较少。第三部分分析民间借贷诉讼中证明责任规则存在的问题。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选择存在分歧,孤证情形下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不一样的判断;抗辩与否认相混淆,第17条关于“抗辩”一词的使用实际上属于误用,导致实践中对“抗辩”的证明标准的选择存在不同的做法;借款单据真伪存疑时,申请鉴定的责任主体不明确;在证明责任分配的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是否符合常理等进行判断,这使得法官在认定过程中拥有了过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统一的借贷合意与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认定规则。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民间借贷诉讼中证明责任规则的建议。第一,要统一实践中的认识:只有借贷合意证据或是实际交付证据时不能直接认定借贷事实存在;被告辩称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是为了否认原告主张,而不是提出一个新的主张,所以证明标准只需达到合理说明即可;被告作偿还抗辩后,因被告自认借贷事实成为免证事实,原告无需继续举证证明存在借贷关系。第二,以法官对事实的认定为基础分配文书真伪的证明责任。如果原告的主张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借贷事实发生的程度,被告主张借贷单据真实性存疑,此时应该由被告承担鉴定责任;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使法官内心确信借贷事实存在,此时被告主张借贷单据存疑的,应该由原告承担鉴定责任。第三,通过严格控制启动程序、裁判文书中公开心证过程、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方式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第四,完善民间借贷诉讼中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的认定规则。只有单一的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明确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定规则,建立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委托鉴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