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20世纪欧洲重要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在1913年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之后于1919年创办了意大利《新秩序》周刊并指挥当地工人运动，开始与当时的资产阶级当局及之后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展开革命斗争，于1928年被捕入狱。在狱中葛兰西依旧关注并思考国际上的及意大利本国的革命运动，由33本笔记组成的的《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便是他狱中一系列观察与反思的产物。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社会与国家之间应当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合理关系，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者是相互包含抑或相互分离乃至排斥的问题。西方思想家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今不断探讨着这一主题。在古典时代的市民社会观念史中，还没有出现纯粹意义上的、与“政治社会”相分离的“市民社会”。直到近代的亚当·斯密论证了“市民社会”是一种自成一体并外在于政治社会的独立市场体系的时候才彻底完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分工和交换促成了市场的产生，使得市场机制能够自由独立地不断运行。“市场”取代了管控社会的“上帝”和“国王”，市民社会证明可以在没有宗教和政治的情形下独立存在。但是，人们又看到了除去了宗教和政治等约束力量的市民社会的弊端，一些思想家在重新思考市场机制之外的“国家”角色，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盲目无序、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社会道德风俗败坏以及经济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等自由市场机制弊端逐渐产生的时候。西方从19世纪开始甚至形成了“国家主义乌托邦”（statistutopia）和“自由主义乌托邦”（liberal utopia，又称市场乌托邦主义）这两种偏极端思潮，两者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相互碰撞，将人类社会引向灾难。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一方面承继了欧洲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直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念，另一方面则总结了欧洲近代社会结构和意大利近代革命局势的重大变化。他认为市民社会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经济基础”，而成为了“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国家就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一经统治阶级掌控，就成为他们驾驭下层民众、消解统治危机的工具；而一经下层民众占领，则会转变为国家消亡的利器。这一思想淘汰了传统的“国家-社会”对立的社会结构二分法，形成了“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市场体系）”三分法，同时也将市民社会从经济活动领域转变为文化批判领域，不再将其当作一种纯粹的“私域”（private sphere），而是看做一个建构公共理性和公共伦理的生活空间。葛兰西所带来的这种新市民社会理念从理论上批判并超越了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对其后的学者如阿尔都塞、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伦特、科亨与阿拉托、约翰·基恩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一种西方市民社会观念史意义上的范式转变（paradigmshift），最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重构“国家-社会”关系的新思维以及重新发现人类社会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