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归并”、“整合”了“彝族”这一族体,赋予这一族体新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而在此之前的彝族,历史上一直是与华夏相对的“蛮夷”,在与汉族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又始终交织着隔阂、冲突与矛盾。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在制度变迁和边疆危机的背景下,汉族与彝族作为云南人口最多、最具张力的二个关系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产生了更多的互动,从而使彝汉关系的发展,在沿袭历史发展轨迹的同时,又反映出诸多时代特征。对民国时期彝汉关系进行考察,研究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下、彝族的自我认知以及彝汉之间的认同与互动,是一个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索。本文首先对民国时期云南倮儸等族群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梳理,之后,回顾了清中期改土归流以来云南彝汉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通过对“汉区”与“夷区”、“汉官”与“夷民”、“文明”与“野蛮”三组关系形态的研究,分析彝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性,揭示民国时期影响民族时期彝汉关系的历史性因素。政府治理下彝汉关系的发展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民族政策是考察这一时期彝汉关系不可忽略的问题。作为民国云南具有民族身份的执政者,龙云自身所体现出的多重民族认同,使得他的民族治理,在民族与国家、夷与汉之间出现一些微妙的转换。本文揭示了其领导下云南省政府在民族策略和民族措施方面的基本内容和特殊性表现,以及对彝汉关系的影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展开的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是对中国民族关系一次重大的整合,也是影响彝汉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国家视野下保儸等族群并不具备明确的民族身份,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一定程度上还是强化了民族意识,增强了国家观念。国民政府旨在消除异质性要素、强调同质性、整体性的民族整合,是以改土归流、治理夷患、民族同化一系列的措施来完成,虽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历史的、民族的阻力,但对夷汉之间的民族融合与认同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推动力。“夷患”问题的存在是民国时期彝汉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如果仅从治策上解读,并没有给出问题的所有答案。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的生成息息相关,特别是民族认同被作为一种应对外族压力、参与利益与资源竞争的工具时,这种影响更为明显。所以,民国时期云南“夷患”问题的存在,是治策与民族合力的结果。总之,民国时期云南的彝汉关系,既有历史的痕迹,又有时代的特征,既有渐进的认同与融合,又有剧烈的冲突与对抗,反映出社会变迁时期民族关系的多种内容和表现方式。地方政府立足实际的民族治理与中央政府着眼宏观的民族整合,引发了民族的回应与参与,客观上完成了对彝汉关系的一些调整。当然,理论的缺陷和制度上的不平等,也注定夷汉矛盾会是一个积患难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