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咏物诗的繁荣是六朝文学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现象，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揭示文学发展及嬗变的规律。 正始太康的玄学讨论是整个南朝诗歌发展的哲学源头。尤其是“言尽意”、“言象”等重要哲学——语言论题的探讨不光决定了诗歌创作逐渐走向注重形象思维的刻画物象的道路，而且玄言——山水——田园——咏物——宫体的题材变化也是这一讨论逐渐成熟，道家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 汉大赋从有限空间展开铺排的创作手段也对咏物诗赋传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其中两大题材，其一是自然物，其二是以乐器为代表的器物。这两种题材在创作中经常采用从眼前一物展开空间铺排的手法。同时，齐梁咏物诗的语言形式主义也在汉大赋中单独词语的装饰性中初见端倪。 齐梁咏物诗与前代作品的最重要差别，在于叙事成分的消失。出场交待，情节过程，被降低到非常次要的位置。以形象化、画面化为主要手段的创作比例日益增大，作品中时间顺序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这反映出创作动机和心态已从一种感遇受触，因事而发的被动式创作，转化为以追求文字表达的乐趣，追求语言刻画物象的主动性创作。诗人的注意力已从对事（而非物）的感触转移到对物象（而非事）的表达，这种创作动机不仅使题材有了内涵上的转变，而且重要的是在创作手法上推动了形象思维和艺术想象的发展与成熟。 历代评论对齐梁诗歌的创作手法的论述含混淆杂，正是由于当时的创作手法己经不能按传统的赋、比、兴来划分。当时诗歌的创作已经基本进入了形象思维和注意艺术想象的成熟期，这种手法对传统诗歌创作的赋比兴手法已经做了较大改造，把赋、比、兴重新组合，使传统的以直陈为主的赋，变成了以比兴想象为主，以形象为基本素材的叙述形式。这种变化，在当时文论的重要作品《文心雕龙》和《诗品》中都得到了理论上的回应。艺术想象的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有程度，在创作手法中则表现为虚拟图象、隶事等重要的新的创作手段。 任何时代、任何门类的艺术都有一种当时固定的创作范式，分析和了解这个范式是进入文化的门槛。齐梁咏物诗的正格，按统计学的分析，是五刍八匀和四句。十句和六句可看作八句正路的增减变化。四句则作为最短的后歌独立单位绝句的前身，庄梁代基本成熟。而五8八句正格咏物诗的具体写法又为唐代五律打下了基础。咏物诗感情的寄托方式多是在篇末拟人或移情，所用寺法是表达情感的动词和关系词的引入。但这种公式化的抒情方式缺乏个性，在创作上并不成功。题材上齐梁两代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标志看两代人鉴赏心态和表达能力的差异，显示出诗歌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形象思维从简单而复杂，诗歌画面也逐渐多样化。 咏物诗常常与艳情相联，故常有“轻靡”的评论。咏物与宫体的结合正是诗歌语言通俗化的后果之一，是南方民俗和民歌对诗歌影响的自然结果。对语言通俗化的要求，不仅在题材上得到反映，而且在沈约等新变派诗人的理论中得到印证。这对诗歌语言的改造，隶事的形象化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