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仅“个性”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出现200多次,而“自由个性”一词也出现了至少6次,而且这六次的出处都是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由此确定了马克思的确存在一种“自由个性”思想。依据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的“三个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的论述,结合《共产党宣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资本论》关于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命题,可以认为: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的理解是一种建立在对“个人的独立性”和对“人本身”确认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生存状态。这一状态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追求个性独立、自由和解放优先性、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统一的价值诉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自由个性”看作是马克思学说的价值目标。同时,“自由个性”还应当被看作与“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自由人”“全面发展的个人”等相关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一致的概念,即都是对未来某种存在状态的描述。因此,“自由个性”的生成过程正是个人个性解放和充分发展过程;正是“自由人”的生成过程,正是“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从所有制角度上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在明确了“自由个性”的内涵以后,下面转入对“自由个性”历史生成的全面思考和论证。仍然是从“三个形态”的论述入手,推理出马克思“自由个性”是一种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过程,并由此得出马克思尤其关注“所有制”的结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首先借助于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从总体上对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历史生成的思路做了分析,又可以得出马克思是从所有制、资本、革命等多个角度来研究“自由个性”的生成的结论。这是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二第二章正式开始分析“所有制”与“自由个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章本文采用同第一章同样的方法,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段关于“所有制”与“自由个性”关系的阐述入手展开层层推理。从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要入手,结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历程做出追溯的过程中可以得出伴随着所有权的个人所有,个人逐渐从血缘共同体独立出来,而个性也在此基础上以对抗的形式发展起来的结论。在奴隶制度下,是奴隶主的个性和独立性,奴隶完全没有独立性;封建制度下,是封建领主的个性和独立性,农民或者农奴只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才有着有限的个性和独立性;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产阶级的个性和独立性,工人阶级由于自由地一无所有,所以完全丧失了个性和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要达到我们所设想的“自由个性”即“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生存状态,就必须要重新恢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只有这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才能够保证每一个个人的“个人所有权”,从而保证每一个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而对于这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给它取了一个确切的名字——“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而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也必然表现为这种“社会个人”的历史生成,而为了保证这种“社会个人”的“自由个性”,就必须要建立起这种“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必要还通过对马克思1857-1858年关于原始公社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再次分析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下个人的生存状态,并得出“自由个性”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古代共同体的观点,它是要在占有现代世界创造的大量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着个人和社会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否定的否定。另外,特别对“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是什么做了分析,指出“社会个人的所有”=“公有”=“社会所有”,而无论哪一种叫法,最后都必须要保证“个人的所有权”。三第三章既是对第二章关于“所有制”与“自由个性”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同时也是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概念及其历史生成的深化和展开,更是对“自由个性”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如何历史生成的分析。本章首先从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的结论入手提出问题,在自问自答中依次分析了“自由个性”与自主活动、生产力、分工、个人、阶级、国家、世界历史等范畴的关系,并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分析了马克思“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在一种潜在的真正的“完美的人”的理想情结下,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的个人出发,在叙述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阐明人在其中所处的生存状态。起初,在自然界面前,人表现为一种无助,自然界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人尚且不能实现自己的生存,个性发展更无从谈起。因此,人们联合了起来,部落出现了,然而,个人在这里是从属于部落的;随着分工的出现,人们的社会联系增多,生产力也发展起来了,但是由于这是自发的分工,对于人们是一种强迫的分工,所以人们被局限到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于是分工表现为人们的异化;与此同时,由于分工,私有制度也发展了起来,于是产生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冲突,这种共同利益表现为阶级的利益和它的虚幻的共同体——国家,它们在个人看来同样是自我的异化。不过,在大工业以前,由于生产者在自己的分工的范围内的局限的自主活动还能够感到一丝的满足感,所以他们还能够有自己的局限性的个性。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起来,社会日益分裂为资本和劳动,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两个极端,私有制度获得了纯粹的形式,对于无产者而言,他们一无所有,甚至他们与生产力之间的唯一联系——劳动也转变成了雇佣劳动,而这正是对工人生命力的摧残,毫无个性可言。而资本家只是因为有资本的人格化,若资本家不占有资本了,就什么也不是,正因为如此,资本家不是作为有个性的个人存在。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是资本的个性和自由,人只是为资本而活,丧失了尊严和存在的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自由个性”呢?那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自主活动”的实现,“自由人”的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同时也是“完美的个人”、“真正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者通过真实的财产占有和高度而普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从而形成真实的集体,消除阶级、国家这种虚假的集体的假象;从而消除私有制,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的所有制”;从而消除强迫的自发的分工,建立起自觉地分工;从而消除劳动的雇佣性质,使物质生产劳动同自主活动相一致起来,使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从而消除了个人的地域性存在,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只有到那时,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自由个性”,也只有到那时,才可以实现了“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只有到那时,人类社会才真正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更高意义上的复归!四由于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马克思的“自由个性”,如果不研究“资本”和“自由个性”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疏漏。因此,第四章主要从资本的角度对“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进行分析。在这一章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去论述“货币”、“资本”与“自由个性”的关系(那只是结果),而是更近一步,从马克思为什么说“货币”、“资本”与“自由个性”是这种关系入手来谈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整理、分析、总结马克思多个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顺沿马克思的逻辑,从商品出发,依次论述了“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总过程”与“自由个性”的关系。对“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与“自由个性”的关系的分析,是在对比《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论述逻辑的基础上展开的,从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具体研究思路的转化过程,例如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总是时不时回过头来用“异化”来阐述货币发展的某个阶段或者职能时与人的关系,可是在他正式发表的作品《资本论》里面,马克思尽可能地掩盖(我没有用“消除”这个词)这种思路的影响,而只是保留下一条思路,采取了一种真实的事物之间关系的“从属”的概念。“异化”概念源于一种事先预定的“应然”,然后以这种“应然”为标准去衡量和评判与之相关的事物。而当“从属”的概念取代“异化”概念以后,这就表现为一种对事实的描述,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其中从人本身出发对事物做出的价值判断并不因此而减少。对“货币”与“自由个性”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先,作者通过对货币作为媒介和社会权力的一般分析得出结论:其一,货币在对“自由个性”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双面作用,即一方面,货币的“社会权力”造成人的个性的消弭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异化;而另一方面,正因为造成其“社会权力”的“全面媒介”的功能,却也生产出个人与个人之间普遍的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而这些恰恰是“自由个性”的基础。其二,“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货币作为媒介和社会权力的消失,而要使这种消失成为可能,就需要两个条件:首先需要使“共同生产”成为前提,使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的,这就要求个人们“联合”起来,形成对社会财富的“社会个人的所有”。二是需要“自由时间”,因为无论是单个人还是社会发展、社会享用、社会活动的全面性,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而要达到时间的节约就也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成为可能——使生产力达到高度的发展和“共同生产”。其三,“自由个性”实现的条件不仅仅是从逻辑上做出的推理,而且在历史中正在生成并将继续生成。如分工产生出的密集、结合、协作、股份公司等等都是一种对立统一的产物,都是一种自我矛盾,这种自我矛盾必然要求突破自身。交换价值产生出了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而这些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却必然成为创造它的主人的掘墓人。其次,通过对货币职能的分析得出结论: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全面的媒介并具有了社会权力,是因为其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货币能够对人个性消弭产生影响则是因为货币的贮藏职能,而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则导致货币权力和对人的个性的消弭成为全球性的。最后指出,以货币为媒介的简单流通造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表面上的“自由”和“平等”及其局限性。之后简单分析了《资本论》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论述逻辑,并指明三个手稿之间的契合性。接下来,采取同样的方法,先是分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去分析《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去分析《资本论》中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并再次看到三个手稿的契合性,以及马克思在分析问题过程中越来越清晰的思路发展过程。并最后得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那一刻,工人就丧失了独立性和自由发展自己个性的可能性的观点。而在分析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与“自由个性”关系的时候,则放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转而在马克思多个经济学手稿基础上从“自由个性”角度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一种重新整合:首先,价值增值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而价值增值的源泉是特殊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不但生产出了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工资,保存了价值,而且增加了新的剩余劳动,从而生产出了剩余价值。资本的贪欲正是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贪欲,而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则表现为对工人无限度的压榨和剥削。因此表现为资本的趋势就是尽可能大地缩小必要劳动时间,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资本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本性使工人丧失了个性和“人本身”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也正是资本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这一过程大大发展了生产力,生产出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生产出大量的自由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率增长越来越低的事实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有其自身的界限,资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确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本身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从而资本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个性”。其次,(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相对剩余价值则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而由此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因素,协作、分工、机器及其工厂也都成为资本的要素并表现为对单个工人的异化。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两种形式的结合使工人个性和非人的状态更加不堪。但是,这些劳动的形式本身也是实现“自由个性”的积极因素,一旦它们摆脱资本的属性,而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掌握,“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不再是一种可能。在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分析之后,转入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不断再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和实际上的从属,而工人则好像陷入一个没有终结的恶性循环,自己作为“人本身”的规定和“个性”一步步沦丧。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会看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从而也昭示了“自由个性”状态的必然实现。在最后又简单提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与自由个性的关系,并指出由于论文本身主题和性质的限制,并且由于先前的分析已经足够证明作者的观点,就不打算具体分析了,而也不因为如此而妨碍了论证的力度。五第五章是对社会革命与“自由个性”关系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生平的追溯,本章指出马克思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证明了“自由个性”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其本人也正是在“自由个性”这一价值目标的引领下逐渐由政治批判走上社会革命、展开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而“自由个性”思想正是在与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实践交互影响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由此也再次证明了“自由个性”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核心和目标地位。与此同时,通过对马克思革命战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革命策略倾向性调整、对股份制看法的转变等的分析,得出“自由个性”与“社会革命”之间存在博弈的现象,并由此引发我们对正确处理目的和手段关系的思考:一方面,我们绝对不能消极等待,而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实现“自由个性”这个目标,要主动并且积极地去探求如何实现我们目标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行动的时候始终应当意识到并防止一种危险的存在,即不能用手段去代替我们的目的,因为纵使我们认为手段是有利于我们的目标,但是也不能用来作为把目的换化为手段的借口。革命纵然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把革命看作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会迷失“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六第六章是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历史评价问题。这首先涉及到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在马克思学说中地位。同时,由于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是伴随着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而发展,成熟而成熟,实践而实践的,因此这一章更对马克思学说历史命运的追溯和反思。首先,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在马克思学说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价值核心和目标的位置。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关于所有制、资本、革命等的分析和判断,都是建立在这些因素对人的个性和自由所产生的影响之上,马克思一生的思考和整个学说框架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对“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值之上。而在本章作者则指出正是欧洲崇尚个性和自由的文化传统促成了马克思学说中追求“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永恒不变的价值核心和目标。另外,作者在附录里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与欧洲社会文化渊源的关系做了具体分析。这就涉及到了马克思对不同体裁作品及其马克思同时代人物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反过来也反映了这些作品和人物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作者指出了马克思是一个受文学、经济学、数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多重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独特的人,而马克思的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复杂性。同时本章还就埃斯库罗斯、斯巴达克、马丁·路德、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笛福、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恩格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达尔文、比·特雷莫、孔德、弗列罗夫斯基等人与马克思的关系做了有趣的分析。当然,由于论文本身的限制,还有许多没有涉及到的欧洲历史上的其他人,作者说打算在另一篇论文里完成。其次,作者通过分析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本身的缺陷,一是把所有因素纳入资本的范畴来考虑,而忽视了科学、技术、管理本身对人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缺乏微观审视人的存在和发展;三是马克思思想中强大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四是马克思学说在传播过程中伴随着不同语境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等几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本身在发展过程中随着马克思学说历史命运的沉浮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命运。为此,本章首先从共产主义学说本身内部的博弈、马克思学说诞生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学说在向东方社会传播过程中的社会背景、中国人对马克思学说的接受主要受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响等方面讲述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在东方被遮蔽的事实。之后指出,由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传统,以及西方社会较早拥有的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批判语境,马克思学说在西方的发展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时代感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而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发展,也逐渐具备了马克思学说所批判的社会语境,此情境下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也逐渐在中国得到了彰显,马克思学说也将会因此再次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而事实上,我们也正是要以“自由个性”即“每一个人”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价值目标来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当前首先就要强调马克思这一“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在中国确立个性解放的观念。为此特别要注重尊重个体的优先性,在倡导全面发展的同时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同时更要在尊重个体、确立个性解放观念的基础上侧重社会公正,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健康自由地发展。最后,作者既是从第六章也是从全文的角度对“自由个性”与资本、所有制、革命的交互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资本、革命是实现“自由个性”的双刃剑,“个人所有权”是保证“自由个性”的关键。并由此得出结论:一方面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有借助于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自由个性”。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只会不断地在陷入贫穷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而要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就需要资本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保证资本有节制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谨记切不可陷入“唯生产力”的另一极端,切切不可忽视由于资本本性的惟利是图给人本身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公。鉴于这种思考,作者认为目前应当有两点要做:一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生产资料的终端所有权回归个人,发展和完善股份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营造个体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二是逐渐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中国每一个个人都能平等地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公平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要做到这两点,最为关键的还是要逐步营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与此同时,作者再次强调“自由个性”思想在马克思学说中价值核心的地位、在实践中实现“自由个性”的必要性,并提出“自由个性”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着的观点。而在这一进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就是一个重要原则必定是“实践”,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也给全文找到了一个最终的落脚点。七结语部分则再次强调了这么一个主题:“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