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田野调查时对不同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描述的一种书面文本形式,其写作本应严谨客观,尽量避免“移情”现象的出现。然而《越界表述的妇女》作为一部人类学作品却尝试运用人物生命史的文体形式进行人类学写作,并通过影子传记进一步深入,暴露了具有明显倾向性的移情,与传统民族志的写作手法相差甚远。本文试图通过结合人类学写文化运动大背景以及作者特殊的跨文化及女性作家身份分析其成因,从而进一步探讨此种文体杂糅以及移情现象的出现对人类学写作真实性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作为一部人类学作品的《越界表述的妇女》一书中出现的移情问题是在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人类学领域掀起的写文化运动大背景下产生的,且与作者自身特殊的跨文化及女性作家身份密切相关,是具有尝试性意义的写作实践,并不损害其作为生命史及民族志写作文本的真实性。相反,《越界表述的妇女》通过模糊民族志学者与报道人的界限,重获叙述权威,是对文本真实性的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解,是对传记家与传主之间,民族志学者与报道人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更为辩证的描述,民族志以此种形式呈现,实现了民族志的客观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