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提高人民币在交换手段、计价单位和贮藏手段方面的地位,中国需要逐渐解除人民币交换和交易方面直接或间接的管制。然而,前人的经验表明资本账户开放总是先于一种货币的国际化,而不是反过来。并且根据现实经验和实证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实际上,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表现较好的国家,如中国,是那些并不激进地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三元悖论"指出对一个采用固定汇率的国家而言,如果要有不受管制的资本账户,它将面临失去应对内外危机的货币政策自主权的风险。此外,资本账户开放有可能通过"道德风险"以及外资银行影响与系统性银行危机联系起来。然而,先前的研究往往不区分资本账户下不同类别的资本。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资本账户涉及13类交易。不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事实层面上,学者倾向于用一个指示变量代表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此外,新自由主义也不对不同类别的资本加以区分,基于此金融全球化的拥护者主张世界经济快速和深入的整合。然而,这只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平衡关系,并且无法为资本账户开放提供行之有效的路径规划。本文因此提出资本并非同质性的,短期资本区别于长期资本,正如工业资本区别于金融资本。基于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分类和学者的观点,资本账户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外商直接投资,国内银行从国外银行的借贷或者是国内企业直接到国际上举债,以及短期以证券投资为主的资本流动。不像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者和实体经济间建立长久的联系那样,短期外债以及投机资本要不稳定得多并且会导致更多的波动。前者会引起货币及期限错配的问题,后者会增加金融市场的动荡,因为其只关注可交易的金融工具短期内的市场价格波动。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是基于银行的,并且资本账户开放后大部分资本首先流向银行,本文选择银行系统稳定性作为因变量并且假设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长期资本与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显著相关或者负相关,而短期外债/外汇储备比率以及投机资本与银行不良贷款率正相关。基于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世界债务数据统计"截取的123个中低收入国家1997-2015年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显示本文的假设大体上被接受。并且,针对1970-2011年间银行危机前后三种资本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了一样的结果。因此,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该特别关注外债水平以及投机资本。基于整体讨论框架以及中国具体国情,笔者建议中国政府首先解除长期资本和机构投资交易的管制,改革有管制的汇率制度,并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强与地区战略合作伙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