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人们对商人观念上的变化,此时的文人作品开始对传统的贱商、抑商思想予以反思,对商人处于“四民之末”的身份地位予以探讨,商人一直以来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角色开始得到转变。在明代以前的传记中,主人公也多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和名流高士,鲜有社会底层成员。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商人在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并扮演起重要角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徽商作为一支迅速崛起的商业劲旅,不仅因为其善于商业经营而闻名遐迩,更因为其贾而好儒的特征而为人称颂。李梦阳、王世贞等人均为徽商做过传记,但真正大量为徽商树碑立传,为改变徽商形象而努力的当属汪道昆。汪道昆是明中叶后期文坛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家,作为一名身居高位的儒士,他却愿意为历来遭受社会鄙夷的商人群体树碑立传,热衷于表现徽商身上所拥有的儒士素养和道德情操。《太函集》是汪道昆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文集,其中有传记235篇,商人传记共计112篇,占其传记总数的一半之多,更有72篇之多是专门为徽商而作的,占了传记篇目的二分之一。汪道昆在其《太函集》中有大量以商人为中心的评论和记述,基于对这些商人的记述和评论,汪道昆表达了自身对财富作用、农商关系、贾儒关系以及义利观念的新认识。在汪道昆的眼中,商业和农业是“交相重”的,而不应有本末之分的,并提出“贾何负于农”；从贾和业儒也是互为相通的关系,并非儒尊商贱；对于财富的看法,更是提出“非财不可”,阐明财富的重要性,认为追求财富也无可厚非；而对于义利之辩,他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念,并指出商业经营中应该秉承“重义而不舍利”的精神。汪道昆笔下的徽商,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商人地位及形象评价,他展现的是贾而好儒、贾而任侠、义利兼得、诚信不欺的徽商形象,力图通过传记中对徽商的记述和评论来改变一直以来的负面形象,将徽商经营活动中所秉承的儒家道德表现出来,塑造了“贾名而儒行”的儒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