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作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在扩大内需、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保持经济增长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尽管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却被视为城市社会的弱势人群和边缘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农民工群体已经产生比较明显的内部分化,尤其是农民工的代际分化。不同群体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利用2013年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基于“影响因素-融入状况-融入后果”的逻辑链条,从理论和实证上回答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4个关键性问题：(1)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文化、身份等各个维度上的融入状况如何?(2)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哪些因素影响?(3)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具有怎样的影响?(4)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消费行为有何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和分析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农民工城市融入测量与现状。本部分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等五个维度,并对各个维度的融入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总体较差,代际差异和户籍地差异较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状况明显好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在性别差异上,男性农民工表现出较好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而女性农民工的心理融入状况则相对更好。研究内容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进行测量,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方面探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培训和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要比教育更大,初级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相反的作用,心理资本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就近迁移、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更容易实现城市融入。城市融入度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度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歧视性因素引起。研究内容三：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本部分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劳动参与率、劳动时间、就业率以及就业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后,城市融入仍然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并显著地负向影响就业流动性。此外,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研究内容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这一部分基于消费社会学理论探讨农民工城市融入与消费行为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的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低消费人群影响更为明显。城市融入度的提高能显著降低农民工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有助于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层级的提高。相对于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城市融入对社保、娱乐等高层次的消费影响更大。本文的重要启示在于,由“农民工”向“市民”这一制度上的身份转变并不等同于农民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随着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不断推进,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经济行为的影响将会逐渐被淡化。相对于制度上的身份转变,心理上的身份认同对农民工经济行为影响更加重要。这就意味着今后的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制度和法律上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还要注重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认同,使其从心理上实现“市民化”。从长远来看,限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主要因素是其较低的人力资本,如何有效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建设应成为政府、社会和企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不应忽视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积极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构建的协同作用。此外,应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工的就地就近迁移和家庭式迁移。本文一个值得指出的创新是,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引入了经典的劳动供给模型和消费模型,并首次实证检验了社会心理学因素对农民工经济行为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稳定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扩大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政策措施,如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也要注重社会心理因素的对农民工行为动机的影响,通过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和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促进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社会,充分挖掘农民工劳动供给和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