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是东汉后期的经学大师兼文坛巨擘，其著述真实的反映了汉代经学对于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联的极好的个案。除了绪论和结论之外，论文共分为六章。　　《周易》作为十三经之首，与蔡邕著述的关联尤为密切。故论文在第一章首先论述了蔡邕著述与《周易》之关联。蔡邕研习《易》学，为东汉末年《易》学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并且和当时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关联。蔡邕碑颂中运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并且能够根据碑主及表现事象的不同，在《周易》典故的选择上有所甄别。蔡邕碑颂的用《易》模式，既是对先秦以来用《易》传统的继承，又在理念和形式上有着巨大的突破和创新。《周易》典故的使用，使得蔡邕碑颂或具有《易经》简古清丽的风格，或具有《易传》活泼灵动的风格。而蔡邕碑铭四言体的写作体制和用典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焦氏易林》的直接启发和影响。另外，蔡邕著述中对《周易》意象及事象的运用也极为成功，如霓虹意象和“城门内崩”事象。　　《尚书》作为夏、商、周三代朝廷文献的汇编，是中国早期的历史散文著作。到了汉代，它又成为经学典籍。《尚书》学是汉代的显学，出现众多的门派。《尚书》是汉代经学教育的通用教材之一，汉代文人几乎都受到《尚书》的沾溉。蔡邕的著述也与《尚书》有诸多关联，他把《尚书》作为经学宝藏加以开发利用，取用《尚书》的典故，有的篇章还具有尚书的风格。蔡邕著述与《尚书》之关联在第二章中作了详细考辨和论述。　　第三章论述了蔡邕著述与《诗经》之关联。《诗经》是文学经典，同时又是经学典籍。西汉时期就列入五经。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期，对于《诗经》的解说出现齐、鲁、韩、毛四家，《诗经》作为汉代经学的课本之一，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诗经》在汉代兼有文学和经学的双重属性，蔡邕的著述对它的取用也更加自觉，在多个方面与《诗经》存在着关联。蔡邕碑颂密集地运用《诗经》典故，碑颂的传文和铭文模拟《诗经》的体式，具有《诗经》的风格。蔡邕作品中既有对妇德母仪的赞美，也有对倩女嘉合的展现。既有对东汉王朝中兴的期盼，又流露出对隐逸山林的向往。蔡邕在描写这两种矛盾心态时，根据表现对象的特点，选取了相应的《诗经》典故。　　蔡邕著述与《论语》之关联是第四章论述的主要内容。《论语》作为儒家经学典籍之一，虽未被纳入五经或六经之列，但是作为汉代经学的启蒙之学，《论语》在汉代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传授方式，对汉代治经的学者有着特殊的影响，蔡邕著述即与《论语》有着较多的关联。由于和《论语》在文体和内容存在相似之处，蔡邕碑颂中取用了大量的《论语》典故，吸纳了《论语》中众多富有文学色彩的事象。其中出现的《论语》典故数量之多、形式之多样、手法之灵活，在蔡邕碑颂取用的众多经学典故中可谓首屈一指。　　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论述了蔡邕著述与《礼》、《乐》之关联。蔡邕是东汉后期礼乐派经学大师，他在礼乐方面的著述，使得他可与其他系统的经学大师比肩而立。他有关礼乐四品的论述，集中反映出这位礼乐派经学大师的音乐思想:维护大予乐的崇高和神圣、呼唤周颂雅乐的移风易俗的作用、认同黄门鼓吹乐的娱乐功能、关注军乐的激励斗志的效应。蔡邕的《琴操》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琴曲解题专著，蔡邕的音乐理念在其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汉代论乐，往往以禁释琴，把作为乐器的琴视为禁邪节欲之器，把琴的含义释为禁止。这种音乐理念有着文字学依据、乐器音质依据，及历史渊源。以禁释琴是贯穿《琴操》的音乐理念之一。与此相应，蔡邕在《琴操》中给予了琴曲雅乐清音的文化定位。同时，《琴操》的解题比较简要，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考辨，给后代留下了一系列悬案和广阔的解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