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关合并商誉的处理都是会计实务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现有合并商誉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初始确认和计量方面,而极少地系统研究过关于商誉减值处理包括商誉减值计量和披露商誉减值信息两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全球范围的经济已经开始放缓其增长速度,而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开始更新换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企业合并活动开始愈渐频繁,商誉的减值风险也就愈来愈高。所以本文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处理问题,从商誉减值的计量以及后续的减值信息披露两方面展开研究。本文首先从准则入手,通过对合并商誉后续减值测试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的规定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如下问题。关于如何计量商誉减值:(1)要结合资产组来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实际上与企业合并商誉进行初始确认时所依附的被合并企业或业务发生了偏离。(2)实际受益于并购协同效益的主体与分摊到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不完全等同。关于披露减值信息:一般情况下,不同的资产组能够分摊到具体多少的商誉金额是没有相关的确切规定的,所以上市公司在披露商誉的减值信息时就增加了操作性和可选择性。借此本文中采用了描述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于大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数额逐年上升。在各种行业中之中具有较高的减值计提金额以及较多的计提减值的公司数量的是信息技术企业,在对其年报的分析中发现披露商誉减值的情况不理想。进一步的,本文还在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对Ohlson模型加以运用研究了合并商誉和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得出:(1)上市公司的商誉信息一般与股票价值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正因如此,投资者一直认为合并商誉的信息若是经过上市公司的确认后其所具有的信息含量就会较高。(2)同样的价值相关性也是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合并商誉的减值计提信息所具备的。这为提高商誉减值处理水平的必要性提供数据支持。最后本文认为应该从引导企业合并、准则改进、外界监督、提高相关人员专业水平这几方面来解决商誉减值处理的计量和信息披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