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造成的负面影响,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经过多轮磋商和谈判,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三大里程碑式的文件,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各国还将进一步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展开磋商和谈判,力求进一步加强合作,构建以维护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美国是最早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达国家之一。作为二战结束以来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对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有重要意义,因此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美国气候政策的变化。然而,美国的气候政策并不连贯,尤其是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国气候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美国气候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其对华影响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国内外结构的互动中建构了“去气候化”观念;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持消极态度,否定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紧迫性;此外,特朗普政府认为积极的气候政策有损美国经济利益,威胁美国经济安全,因此制定了“去气候化”政策。拜登政府在互动中建构了“气候安全”观念,视气变问题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危机,急需采取行动来应对;且积极的气候政策有利于提振美国经济,解决当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多重问题,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因此拜登政府大力推行“气候新政”,将应对气候变化置于其内政外交的核心位置。在不同的气候观念引导下,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制定了差异明显的气候政策。基于美国的两党制和选举制度,气候观念在两届政府塑造其气候政策过程将气候问题与气候行动、利益与政策相连接,从而发挥了重要的因果作用。随着政府更迭,气候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美国气候政策变化。因此本文认为,两届政府在气候观念上的差异是导致美国气候政策变化的深层原因。美国气候政策变化对中国造成了重要影响。从短期来看,美国气候政策变化有利于中美两国重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机制,增进共识,扩大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空间;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美国对华竞争的总体战略没有发生变化,且受多重因素影响,未来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摩擦会进一步增加,未来中国不断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施加的气候压力,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或将形成“竞争为主,有限合作”的气候竞合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