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御侮图强，浴血奋战，日益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早年毛泽东脱颖而出，迈出了伟人之初最为坚实而沉稳的步伐。由此产生的早年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历程中的原始图式。 伟人离世之后，学界学人对其早年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对其早年国民性改造思想，却缺乏系统深入的梳理，而“变化民质”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自由、富强争人民富裕幸福，是早年毛泽东不变的思想主题，并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探索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逻辑发展、内容、特点，对于我们走近博大精深的毛泽东和理解风雷激荡的毛泽东时代，是颇有助益的，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致力于全面、系统地考察早年毛泽东(1910年秋至1921年初)国民性改造思想，试图从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逻辑发展和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历史地位两方面，勾勒出早年毛泽东青年探索者肖像。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复古求解放”、于中西融合中“变化民质”、“取阶级斗争四字”遣“刻苦励志的‘人’”三个发展阶段。 从1910年秋至1916年，毛泽东实现了自身由传统国民向近代新民的转变，国民性改造思想也随之萌芽。毛泽东出身于较为闭塞的韶山农家，其家族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特征使得他的韶山岁月具有传统国民特质，由于其天然的反抗意识、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近代第一次国民性改造思潮及其收效甚微改造成果的影响、近代勃发的湖湘文化熏染，促使早年毛泽东自身走出传统束缚，寻求国民性变革的最初思考。他以儒家“心力”传统为本源，从国民性批判入手，期盼理想国民、寻思变革国民性的有效途径。这一时期，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积淀，他囿于传统以探求国民性的突破，加之梁启超、杨昌济等人的影响，他所萌发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更多地体现为民族主义性质，并没有从根本上涉及到国民性改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近代本质。显然以儒家圣贤救世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既不能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劣根性，唤起国民个体意识的觉醒，也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此路不通只得另寻它途。 从1916年至1918年8月，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袁世凯的愚民统治，造成民智更加愚暗，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早年毛泽东只得另寻大本大源，经历由心力决定论到心物二元论、从纯粹救国到人性复归、从拘泥传统到中西融合文化现的转变，从“复古求解放”中选择“中西融合，造新民。他深入揭批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民智污塞”、“奴隶性成”、“身体茶弱”。于是，便以“精神利己主义”价值观构建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新民目标，由民族利益至上转到对生命主体的车重。改造途径也日益明晰化，即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变换全国之思想，广开民智，倡体育以强民体。然而，半技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酷现实，根本不允许他从容造就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新民。生活在底层的国人对此新民目标也无动于衷，福木得不继续上下求索。 1918年9月至1921年初，受十月革命和李大钊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新人学记中国化的影响，经五四大潮洗礼以及投身湖南驭张、自治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实现了国民性改造范式的转换，进入到培养无产阶级新人阶段。这一时期，无论其国民性改造的哲学基拙，新民目标模式的构建，还是改造手段的选择，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他经历了对资产阶级新民目标的怀提，到健全“新村人”，到“自治人”，到“刻苦励志”的无产阶级新人的艰难选择。改造手段也经历乌托郊式的“新村”、“自治”的温私的民众联合的社会改造，到最终选择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并从内在、本质层面，尝试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批判中国的传统国民性，并创造性地建构了具有阶级意识的，玲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的、信守共同主义的、具“高尚纯粹勇猛精进”个人品质的无产阶级新人的崭新形象。较好地解决了个体与集体、物质与精神，国民性改造与救亡的相互关系。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逻挥发展，决定了它在整个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时俱进地汲取中国近代历次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积极成果，吸取西方文化养料，较好地解决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内在矛质、外在矛质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取阶级斗争四字”造“刻苦励志的‘人”’，指明此后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正确发展方向。因此，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发展的客观规律，莫定了它在整个国民性改造思潮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从而决定了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成长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特点。 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失，诸知过于注重道德价值观念的改造而忽视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改造，忽略国民性改造的物质动因，缺乏对国民性改造基础的系统考虑，等等。由于早年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