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发生在明初的燕王朱棣靖难事件，二是明清两代以靖难历史事件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戏曲作品。 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靖难史略”，借靖难、党禁、改正、革除、逊国等五个靖难事件前后的关键词，对靖难之役的经过、靖难产生的社会后果、靖难历史评价的改变、关于建文帝的种种传说等作出扼要概括。 燕王“靖难”，是指其时封藩北平的燕王朱棣，举兵叛乱，将在位的侄儿建文帝赶下皇位，自己做了皇帝，成为后来的永乐大帝。靖难之役(1399-1402)的实质，是一场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而发生的内战。在骨肉相残、同室操戈之后，甫登大宝的永乐帝为掩饰得位的篡轼之迹，还大开杀戒，清洗忠于建文的朝臣，实施“党禁”，并革除建文年号，两次重纂《太祖实录》，通过血腥的杀戮与修改伪造历史，来确立自己承继帝统的合法性。“靖难”还在有明一代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靖难之役改变了明代帝系，自洪熙之后到崇祯的十三叶天子、十四际朝廷，俱为永乐皇帝之子孙。太祖朱元璋嫡孙建文帝一脉，则中道崩殂。再次，被称为“明之学祖”的方孝孺之死，也打击了明代文人对建立在儒家伦理政治基础上的政权的信心，“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方孝孺之死，意味着统治者自丧元气、自掘根基。 建文皇帝虽然输掉了皇位，他却在短暂的四年统治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努力改变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纠正其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过失，这些举措为了他赢得了仁慈、仁德的声名，为后人所永久怀念。他在这场内战后下落不明，虽然官方声称他烧宫自焚死，但民间一般都愿意相信他逃亡在外，备尝艰辛却得其天年。而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文臣们，由于固守儒者的忠孝伦理信念，视永乐继位为篡为轼，不肯与新朝合作，他们由此遭到了惨酷的灭族之灾，妻女被发教坊，辱及身心；许多无辜的家庭则受到牵连，被迫背井离乡、谪戍边疆。如此多高尚与悲惨交织的故事，亦令后人既崇敬又恐惧。 由于永乐帝位的合法性不容公开质疑，永乐之篡弑及其倒行逆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正义的清算。永乐之后，虽然解除了“党禁”，帝统问题仍然是有明一代不可触及的雷区。因此，对靖难事件历史评价的改正，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从朝廷对建文朝臣态度由贬到褒的转变、从恢复建文朝实录之请到彻底恢复建文帝尊谥号，一直延续至南明；而这个过程也极尽委婉曲折，所有的“改正”方案，如为建文恢复正统、重写建文朝历史等，都必须在不触及永乐帝位合法性的前提之下被提出。 第二章、第三章讨论靖难故事的文学重写，对明清现存的以靖难历史为创作对象的小说戏曲作品进行主题意义、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并探讨了作品与其时代的关系。靖难历史的编篡，围绕着对该事件性质的界定、人物的道德褒贬，表现为一个不断重写的过程，从明朝中后期私家史籍纂修的纷出，到野史笔记、民间传说的踵事增华，直至清修《明史》才基本盖棺论定。而靖难事件自进入文学的描写视阈之后，也表现为一个不断重写的流程。明清出现了多部重写靖难故事的小说戏曲作品，既有各自时代所有的精神特质，也反映出靖难事件在当时得以改正的深浅程度：对成祖评价的明褒暗贬或由褒至贬，对靖难之役性质的认识由噤声到言不及义，再到切中要害，这种种变化背后，体现的是道德力量受所处环境制约时呈现的强势或弱势状态。需要说明的是，本论文第三章是以清代小说《女仙外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吕熊所撰《女仙外史》二百回，成书于康熙四十二、三年间(1 703、1704)，是当时的一部巨作，曾在丈人中引起过反响，许多著名的官僚、文人为它进行了评点。但目前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尚不充分，本章试图填上这一环节，尤重在对该书政治倾向问题的探讨。一- 第四章“余论”，对重写靖难事件的文学作品创作的经验教训作出简单总结。靖难事件的影响笼罩有明一代，靖难党禁可以解除_，一但成祖的正统性、合法性始终是一个无形的禁地，因此明代那些描写靖难故事的作品，都表现出明显的当代性，虽进入了政治、思想的禁地，又不能实现完全的言论自由，禁忌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所有的重写文本，像历史编纂学传统一样，更重视靖难事件所体现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忽视对鲜活的个人命运、对生动的历史情景的体味，_未能更好地拓展靖难故事本身的文学表现潜力。虽然同情失败者，怀念建文仁政，感念忠臣孝子烈妇精魂，对天命、天意、天理发出或感叹或怀疑本悲愤的声音等等，是靖难故事的文学重写作品其想像与创作的兴奋点与出发点但多数作晶仅仅满足于对过去历史的道德评判，人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在本质上仅能由其道德意义所规范，真实的人的活动在它们笔下，变成了观念或概念的呈现，因此未能产生出特别优秀的作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