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并非有效”已经得到学界的共识,且随着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兴起,以投资者情绪为着眼点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为现代企业投资理论注入新鲜血液。我国A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中的“研发投资”愈发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是否会被资本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投资者情绪影响,以及其中深层的作用机理。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2013——2017年五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到了投资者情绪确实会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这一基本结论。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从本质上说会受制于客观条件——企业可调用的货币资源,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基于此基本逻辑,再结合“股权融资渠道”和“债权融资渠道”两种观点,首先创造性地将股权融资规模和债权融资规模分别作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股权融资规模和债权融资规模尤其是长期债权融资规模,确实会在投资者情绪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证明了“投资者情绪—融资规模—研发投资”这一作用路径确实存在。其次,在客观的资金限制之外,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做出研发投资决策的主体——企业管理层的决策偏向所影响,但显然管理层的决策偏向不可能起到完全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再结合也是从管理者角度出发的“理性迎合渠道”的观点,以管理者自利动机为切入点进行进一步探索。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被广泛使用的方法——高管权益激励到底会增强还是削弱投资者情绪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呢?本文使用高管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激励强度分别作为高管权益激励的衡量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高管权益激励会显著削弱两者之间正相关关系的结论。最后,我们必须要关注的是,对于具备不同特征的企业,研发投资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程度即研发投资对投资者情绪变化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因此更加深入地从中观因素——“行业竞争度”和微观因素——“产权性质”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在具备高行业竞争度和非国有性质特征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上述研究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创新,丰富了行为金融层面的投资者情绪对研发投资水平产生影响和作用机理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提示政策制定者关注资本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投资者情绪,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银行业的改革进程;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企业也需要对投资者情绪保持警惕,应设置合理的研发投资决策机制,避免企业研发投资的节奏被资本市场上普遍存在的非理性化因素所过度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