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组织架构中的最小单元,而家庭婚姻问题对社会福利有着重要影响。当代中国的婚姻受中国传统封建婚姻制度及西方现代婚姻观念的影响有着其特殊性,父母及家庭背景在个体婚姻匹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宏观社会结构因素同样影响着个体婚姻匹配。本文以政府规模衡量政府在经济社会中扮演角色大小,探究其对于干部与非干部家庭背景个体在婚姻匹配上的影响差异及其机制,并基于CGSS2013数据建立多个计量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规模对个体的配偶职业具有显著影响。对于普通家庭个体,政府规模扩大会提高干部职业在婚姻市场的吸引力,使得普通家庭个体更倾向于寻找干部达成婚姻匹配。政府规模对于个体与干部达成婚姻匹配的作用在干部与非干部家庭个体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政府规模对于干部家庭有着额外的正向影响,本文认为该影响差异是由政治纽带的价值和规模导致。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干部家庭的政治资源也将扩大,这将为他们实现与干部的婚姻匹配带来更多的途径和可能性。当政府规模扩大时,政治资本价值的增加带来的收益会促使个体与干部达成婚姻匹配。对此,本文通过政治关系重要性的主观评价和家庭收入两个角度对该机制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当政府规模扩大时,具有干部家庭背景的个人相对于普通个体会认为政治关系更加重要,其家庭收入亦有额外的提高,这表明干部家庭的政治资源及其价值随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