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技术就是药”。“技术—药学”思想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他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指导。斯蒂格勒把技术比作药(pharmakon),技术的疗效与毒性是技术的一体两面,药的疗效和毒性具有的不确定性也是技术的性质,双方处于一种动态转化而非静态对立的过程。斯蒂格勒从希腊神话的角度建构了自己的技术哲学假设。人类从起源处就是一个缺陷的存在,必须借助代具生存,人的本质是技术性和有死性。人类的本质和生存环境注定人类的未来将在不确定性中开启。斯蒂格勒的技术—药学思想承袭了德里达的解构和延异思想的精髓,德里达从对“柏拉图的药”进行解构中得出文字作为药的不确定性,延异则表达了对一切中心的反抗。斯蒂格勒把人和技术的进化置于文码化进程中,文码化成为所有形式的记忆外化的历史,在今天表现为数码阅读的历史。今天数字技术的毒性造成了人类普遍的“无产阶层化”,人们丧失了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和感知生活的知识,无产阶层化成为柏拉图关于失忆问题的新课题。斯蒂格勒提出了一般器官学和贡献经济作为应对技术毒性的尝试,建构身心、技术、组织三个层面的体系是斯蒂格勒一般器官学的主要内容,也是他正在努力的方向。斯蒂格勒的技术—药学理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动态的视角认识技术,技术的属性疗效和毒性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技术表现为何种属性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应对今天的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技术—药学作为一种技术哲学理论可以有针对性地分析现实中的具体技术问题。但是斯蒂格勒的技术—药学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对于斯蒂格勒在技术—药学指导下提出的贡献经济的建议需要批判地看待,贡献经济虽具有积极的实践有意义,但其实现的条件有乌托邦式的难以实现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