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重大灾难对于人类而言固然是一种不幸,但却常常是一个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绝好机会。与“非典”一样,对于流言研究而言,2011年日本“核辐射”危机是一个观察流言、反思流言的重要窗口。“非典”和“核辐射”危机发生后,流言皆四起。危机事件中流言为何总是“满天飞”?本文从流言发生机制的角度,首先分析了其共性的必然性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风险全球化的存在和传播、信息通畅及公信力的不足、科学精神的缺失、利益驱动等等。其次,本文探讨了“非典”和“核辐射”流言在版本及传播轨迹方面呈现较大差异的原因。“知沟”及“信息沟”的存在使“非典”时期的“神童”流言在农村地区得以最大可能地传播和实践。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第三人效应”的影响及公众心理的变化使“核辐射”流言呈现出来去匆匆的传播轨迹。流言的生命力在于一个“传”字。本文第二章着力探究流言的传播机制。首先从社会集体记忆的角度解析了同类流言的不断循环再现现象。继而运用“集合行为”理论解释了危机中公众的盲从、盲信行为。危机中的流言传播不仅是信息本身的传播,也是与此相伴随的情绪或者感情的传播。这两种传播都容易受到群体暗示、群体感染及群体模仿机制的影响。接着,本文分析了辟谣机制。正如卡普费雷所言,“辟谣是一门棘手的艺术”,辟谣有时会适得其反。因此,也对辟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观察不难发现,“非典”时期的“神童”流言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扭曲变形,本文结合奥尔波特等人的“信息失真”理论对其进行了解释。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其高度的复制性和转发功能使流言的变异程度降低,“信息失真”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有了进一步修订的必要。除此之外,新媒体还会对流言的传播带来哪些影响,本章节的最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从前两章节对流言成因与传播机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危机事件中流言的生成和传播受多种因素的触发和影响。因此,要想消除或减轻流言的不利影响,需政府、媒体和公众综合发力。“非典”危机加快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化的步伐。权威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有利于消除公众的不确定性。而信息是否权威,根植于受众内心的判断,因此公信力就格外重要。此外,辟谣时机的把握及传统媒体、新媒体优势的发挥是提高辟谣效果的关键。应对流言,贵在保持成熟与理性的心态,而这有待于公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精神的培养以及信息辨别能力的提升。对待流言常见的防范措施还有行政、司法手段。对流言不加管制是危险的,但对流言的过度打击,却是更加危险的,因此,度的把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