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及贯彻执行给文艺界带来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批具有思想锋芒的理论批评文章和具有艺术探索价值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本论文以“双百”方针及“反右”运动的文学史事实为背景,以建国初期的小说为参照,从艺术构成层面切入,对“百花”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探索进行考察。全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考察“百花”小说艺术探索发生之可能与必然。“双百”方针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氛围为艺术探索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作家自我意识的复苏为艺术探索提供了内在条件:对文学现状的质疑进一步促进了艺术探索的发生。 第二部分:具体论述“百花”小说的艺术探索,分析艺术探索带来的审美内涵和意义,挖掘艺术形式变化背后作家思想观念和精神状况的变化。叙述对象的变化、叙述视角的转变、叙述裂缝的隐现给“百花”小说带来了丰厚的审美内涵,使其在泛政治语境下透露出生机与活力;反讽艺术的运用打破了建国初期文坛的颂歌主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现状及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与思考;圆形人物的出现突破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类型化倾向,闪耀着个性的、生命的光彩。 第三部分:论述“百花”小说在政治的干预下被摧折的过程以及政治批判对后来文学的影响。 在一个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批判运动频仍、知识分子言论受到钳制的文学时代,“百花”作家的艺术探索是弥足珍贵的。它既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张扬,也使得“百花”小说突破了建国初期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模式,营造了文学界“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