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为基本研究内容,对于明清两代内府刊印书籍的发展脉络、编纂群体、时代特征及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进行梳理与研究,重点考察明清内府刻书与明清政治文化诸方面的互动联系。在明清宫廷帝学教育方面,明清内府刻书直接为宫廷帝学教育提供读本和教材服务,而明清帝学教育成果又具体以内府刻书为表现形式。在明清国家理学意识领域,内府书籍同样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并伴随着明清官方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样,明清皇帝文化修养与旨趣也可以从明清不同时代的内府刻书中得到充分体现。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明清内府刻书概述。明代内府刻书主要由司礼监经厂负责,以“经厂本”为主,清代内府刻书主要由武英殿修书处负责,以“武英殿本”为主。明清内府刻书数量多,种类全,刊印质量较好,而清代内府刻书在前代基础上更胜一筹。综合各种资料可知,明代内府刻书的数量超过二百种,而清代内府刻书的数量大约是九百种。第二部分：明清帝学教育与内府刻书。明清帝学教育主要由皇帝经筵教育与皇储教育组成,相比于明代皇子教育所存在的明显缺陷,清代以上书房教育为核心的皇子教育制度更加完善、形式更加严格,相比于明代显现粗疏、迂阔的帝王经筵日讲制度,清代皇帝充分利用经筵日讲、南书房等体制以裨于帝王的文教之学。明清内府刊印书籍极为重要的直接驱动力正是为明清帝学教育提供重要教材,而明清皇帝在帝学教育中的著述同样成为内府刻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比较于明代,清代内府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主体编纂、刊印的帝学教育类书籍无论在种类上、内容上,还是在教育效果上均明显高出一筹。第三部分：明清国家意识与内府刻书。明清内府书籍的编刊传播承担着明清两朝专制皇权推行国家理学意识的重要功能。明代前期国家理学意识全面树立和强化,国家理学书籍大量编纂,而明代后期官方理学衰微,内府刻书同样处于低潮期。清代前期编刊颁发理学色彩浓厚的“钦定”经史典籍成为内府刻书的重要内容,理学书籍编辑刊印的规模和质量远超前代,清代前期皇帝的理学旨趣与文治韬略得以彰显。相比较于明代,清朝皇帝运用内府编辑刊印书籍这一文化出版方式全面掌控国家思想形态更为娴熟和老练。第四部分：明清皇帝的文化修养与内府刻书。明清帝王的文化修养也决定着明清历代内府刻书活动的规模与内容,而明清内府书籍的种类与内容,也充分体现出明清皇帝的文化修养和素质。明代皇帝文化水准参差不齐、整体有限,明代御制政治劝诫书籍和佛道著述便成为明代内府御制刻本的大宗。清代皇帝多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并接受过汉文化传统的深深熏陶,在治国理政之余也致力于陶冶性情和文化著述。顺治皇帝汲汲于汉文化,康熙皇帝崇理学,重西学,雍正皇帝好佛学,重教化,乾隆皇帝好著述制作,于文学、艺术领域博闻广洽……清代诸帝这些不同的文化旨趣在清代内府刻书中均能够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