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多居住于地理、气候条件有较强烈灾害倾向的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又使得抵御灾害的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灾害呈常态发作且往往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少数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特点,使得某一民族聚居的村、寨规模的社区还可以相对独立于现代化冲击之外,传统的文化,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得以比较完好地保留。社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和优势,对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在应对灾害时的行为进行观察式田野调查,了解其应灾行为特点及其与民族文化的相关性,分析其对应灾能力影响的优势与不足,提出提升少数民族社区防灾减灾能力的模式与方法。灾害学对自然灾害的研究有很多成果,包括对致灾因子、脆弱性、应灾能力、风险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在地区、国家、市、县较大尺度上进行的,社区层级的研究几乎没有。人类学以深入观察,详细记录,长期跟踪的研究方法见长,这样的研究更有针对性不会流于泛泛。选择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地震灾害,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为研究灾种,分别于2011年8月,2012年10月,2015年3月对屡遭地震袭击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L寨应对地震灾害的全过程进行跟踪调查,时间跨度5年,经历了灾后应急和灾后安置和恢复重建阶段。于2011年7月和2015年3月在发生滑坡、泥石流灾害并造成99人死亡的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D村调研,研究主要对应的是灾后重建和恢复阶段。通过L寨的案例发现在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形式、制度及价值观念等属于文化范畴的概念在应对灾害的全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通过关于D村的灾害发生、救灾尤其是灾后重建的过程与灾民访谈,认为灾害的惨重结果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当地具备发生这类地质灾害的自然条件之外,监测预警的不利是造成灾害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灾后永久居住区重建时与社区沟通的不顺畅及没有充分发挥社区自组织的功能,使得恢复工作不仅远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引子。基于单点历时性和多点共时性的田野调查,通过比较研究,排除不同灾害的自然属性,从灾害的社会属性出发,将观察的视点放置于承灾体即社区之上,以文化和社会变迁为切入点,以灾害周期各环节为线索,分别从备灾能力、应急救助能力和灾后恢复重建能力三方面展开,对少数民族社区应对灾害能力的提升提出建议。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和组织结构,维护良好的传统的社会资本对提升少数民族社区的应灾能力是有非常积极作用的；社区参与度的提高也是行动的关键；改变“救灾全靠政府”的现状,制定条款清晰的制度,避免在灾后救助和补偿时缺乏标准,随意性强,防止救灾和重建造成新的难民以及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