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中心是围绕唐代诗歌叙事而展开的。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以史的发展线索为经,探讨在唐诗发展的各个阶段诗歌叙事创作所表现出来不同特征从而构成了论文的历时性发展线索。与此经线相配合,各个时期重要作家叙事诗的创作分析则构成了论文写作的纬线,并由此而彰显出同一发展时期不同诗人在诗歌叙事创作中所呈现出的各异的创作风貌与独特的艺术贡献。在论文之中,经线与纬线相交织,总体性叙述与个案性研究相配合,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了唐代诗歌叙事创作的发展历程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　　 绪论部分在对我国叙事理论及诗歌叙事的研究现状中导引出本课题的选题意义,之后简要介绍论文的结构及研究方法。　　 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论文从先唐诗歌叙事传统的讨论中以期建立研究唐代诗歌叙事所必需的文学发展基础。第一节说明了把先唐诗歌叙事传统划分为民间诗歌叙事传统、文人诗歌叙事传统以及官方诗歌宏大叙事传统的理论依据。叙事这一日常生活行为上升为艺术叙事并产生相应的作品时,它必定受到叙事者文化素养、社会阶层以及审美心理的影响,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与文化格局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民间-士人-官方”三极审美文化格局是本文之所以把先唐诗歌叙事传统一分为三的主要原因。第二节探讨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此一诗歌叙事传统所依据的文本材料主要保存在《诗经》的《风》诗及汉乐府民歌之中,由于这些材料多保存于官方文献之中并经历了官方意识与文人意识的渗透与改造,所以,“寄居”成为了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存在与延续的一个最大特征。叙事的灵活多样与人物形象的逐渐清晰则是其最主要的表现特征,先唐民间诗歌叙事传统成为了中国诗歌叙事发展历程中一个关键之源。第三节论述先唐文人诗歌叙事传统。文人诗歌叙事传统的建立有赖于拥有独立人格精神与文化地位的“士”阶层的出现,而文人诗歌叙事传统的发展也是与“士”阶层日益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的。叙事者与诗人主体的真正合一、叙事题材上的开拓尤其是与文人生活相关的社会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入诗以及在审美情感上的精神超越性构成了先唐文人诗歌叙事传统的独特之处。在南朝时期,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诗歌理论的影响,文人诗歌叙事呈现出“失语”状态,而对汉乐府的拟作则以一种替代的方式满足了文人诗歌的叙事冲动,也显示了民间诗歌叙事传统对文人诗歌叙事传统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互渗。第四节讨论先唐官方宏大诗歌叙事。《诗经》之中的《雅》、《颂》之诗是显现先唐官方诗歌宏大叙事的主要文本材料,虽说先唐官方诗歌宏大叙事关注的重点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及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但它并不具备构成源于西方文化与文学之中的“史诗”诸要素,从而厘清了先唐官方诗歌宏大叙事与“史诗”之间的关系,拉开与所叙事件的距离而采用的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既保证了诗歌所叙之事的文学真实性,同时也带来了庄严肃穆的审美风格,而诗人主体情感被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而生成的具有示范性与指导性的国家意识所取代并在诗中表现出来,则显现出了先唐官方诗歌宏大叙事传统与其它两大诗歌叙事传统的不同。由于中国散体史传文学的过早成熟、以及在诗歌之中诗人主体意识的逐步加强,官方宏大叙事逐渐从诗歌的领域之中退却而被篇幅更为浩大、叙写更为自由的散体史书所承载。　　 第二章:初唐时期虽然在政治上结束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对峙的格局,但在初唐早期的诗歌创作上却表现出与六朝时期极大的相似性。论文在第一节中就探讨了初唐早期文学创作与六朝时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与延续性在诗人群体的构成格局、诗歌创作的审美意识以及某些艺术追求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表现出文学发展的巨大惯性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诗歌叙事意识的持续低迷。第二节关注于初唐新式歌行体制的成熟与初唐史家叙事观念的构建。此一时期成熟的新的歌行诗体在诗人关注世界视角的客观性以及诗歌的写作手法尤其是“赋”手法的运用上都为后来的诗歌叙事提供了必要的艺术借鉴；而初唐史家对于叙事观念的构建,特别是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对叙事理论的探讨,虽说这些理论探讨主要是刘知几针对历代史书撰写而发,但由于“史”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独特地位,故对后世的诗歌叙事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章:盛唐时期是唐代诗歌叙事发展中一个至为关键的阶段。第一节,盛唐诗歌叙事无论是在题材的开拓还是在主题的深化上都表现出了对以往诗歌叙事的超越性,这主要体现在边塞题材与宫怨题材之中,在这些题材中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盛唐时代的盛世气象以及盛唐诗人对于社会现实强烈的关注之心。第二节,在表现手法上,盛唐诗歌叙事在继承汉乐府叙事诗优秀传统的同时,也做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改变:一方面,在承袭乐府旧题的同时加大了诗人个体主观情感的渗入,成就了一大批“感事”诗；另一方面,抛开乐府旧题,“即事名篇”,显现出对乐府叙事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第四章论述杜甫在诗歌叙事方面的表现与贡献。第一节主要是对杜诗“诗史”精神进行考察,指出:以纪实性为主要内涵的“诗史”精神使得杜诗不仅具有了史书般的认识价值,同时还兼具心灵史的认识意义。第二节主要针对杜甫的一些带有自传性的诗歌叙事创作而设。这些诗歌是对先唐文人诗歌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在其中入了民间诗歌叙事传统一些因素,所以也显示出了杜甫对先唐文人诗歌叙事传统的改造。第三节主要以对杜甫利用乐府形式进行诗歌叙事的讨论为中心。在这些诗歌之中,杜甫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叙事精神并对传统的乐府诗歌叙事进行了改造,这不仅体现在创造精神上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在具体叙事上,叙事者虽然以或明或隐的“我”的身份出现,但却并不能把这个叙事者“我”完全等同于杜甫本人,它只是杜甫为表达自身某种思想与理念而在诗歌之中所设置的一个叙事人称而己,诗人杜甫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渗透于诗中人物身上。对话体、代言体则构成了这些诗歌最为核心的叙事手法。　　 第五章论述中唐诗歌叙事。第一节讨论以韩愈为代表的诗歌叙事创作活动。世俗生活在诗歌之中的大量展现可以说是韩愈叙事诗创作在题材上最引人注目的开拓之处,而“以文为诗”、引赋入诗则构成了韩愈叙事诗艺术上鲜明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显示出了其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向诗歌领域的延伸与扩展。第二节讨论以元稹为代表诗歌叙事活动。元稹远绍杜甫,近接李绅,形成了独特的乐府创作观念,但其乐府叙事诗却过分执着于思想与理念的表达,造成了诗意的“繁复”与“庞杂”,创作成就上无法与白居易相比。《连昌宫词》是这些作品之中最为优秀的一首叙事长诗,诗歌中所表达的对于社会治乱的反思、强烈的今昔盛衰之感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第三节则主要探讨造成中唐诗歌叙事意识高涨的内、外部因素。多“事”的社会现实、社会心理、前代叙事诗的影响与同时代多种文体互融互渗等多种因素所组成的共同作用力把中唐的诗歌叙事意识推向了高峰。　　 第六章论述白居易在唐代诗歌叙事历程中的突出贡献。第一节探讨白居易的诗学理论。白居易以“文与政通”的基本文学理念,在汉儒“诗教”说的基础之上构建起了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这一诗学理论体系进入实践层面之后确定了“事”在诗歌之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与他在谈诗论艺时多次提及于“事”是一致的。这个以“事”为核心的创作思想超越了中国诗学理论之中传统的“诗言志”与“诗缘情”观念,显示出自居易诗学理论的开创性从而也构成了其诗学理论体系的独特之处。第二节以《新乐府五十首》为中心来论述白居易的以讽谕为宗旨乐府诗歌叙事,分别从其乐府诗歌叙事的题材处理、叙事模式以及人物形象、语言艺术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三节论述白居易的以言情为目的诗歌叙事创作。这些诗歌无论在创作宗旨、题材选择还是在叙事特征上都与以讽谕为宗旨的乐府诗歌叙事不同,其主要表现诗人自我的感伤、幽怨情怀。　　 第七章论述晚唐的诗歌叙事创作。由于晚唐社会以及政治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士人的创作心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士人心态的转变在晚唐的叙事诗创作中得到了鲜明与生动的展示。论文在第一节中主要论述在晚唐诗歌叙事中所表现出的晚唐士人特有时代社会心理,并以此揭示出晚唐诗歌叙事与士人心态的互相纽结,从而表明了社会现实、文人心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节论述韦庄的《秦妇吟》。论文先是综述了韦庄《秦妇吟》在二十世纪的研究状况,然后就其中最为人所关注的诗歌的主题思想进行探讨。指出:虽然诗歌通过“秦妇”之口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进行了大量的扭曲性描写,表现出仇视农民革命的消极态度,但这是与“秦妇”的阶级立场以及思想观念是相合的。并且诗歌对于帝王的昏愦、官军的残暴也多有揭露,使此诗闪现出了人性的光芒,所以面对《秦妇吟》,我们应以一种更为公允和客观的态度来加以对待。最后对《秦妇吟》的叙事艺术进行了分析。可以说,《秦妇吟》以其鲜明的艺术特征,在为唐帝国的衰亡唱出一曲哀婉的挽歌的同时,也画上了唐代诗歌叙事创作的终止符。　　 结语:论述叙事性诗歌在唐代诗坛的重要组成地位以及对于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