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其中对外贸易贡献巨大。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中日贸易一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向世界宣告中日两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此后几年，中日双边贸易逐步正常发展，1978年以后，得益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中日两国经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日双边贸易得到飞速发展。由于中日两国地理位置毗邻、经济互补性和依赖性以及中国生产力和国内需求不断增长等条件，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双边贸易得到稳定、快速的发展，中日贸易总额不断攀升，1993年到2003年，日本曾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而同一时期中国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家，2007年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双边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中日两国还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　　但受到两国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中日外交摩擦不断。2005年，日本谋求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在此之后，不断有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都大大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最终引发了中国国内群众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游行活动，尤其是在2012年日本政府通过议案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划归日本冲绳县，中日外交关系跌入了历史最低谷，另外日本政府对外一直极力夸张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对外形象，这更是导致中日外交关系寸步难行。中日外交关系恶化的同时，中日双边贸易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2004年美国超越日本在中国的贸易地位，2007年欧盟也超越日本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据2014年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已经下降为中国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进展的缓慢，这其中既有日本经济自身发展的影响，也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而诚然，中日外交关系紧张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子。　　为了探究外交关系是否对中日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以及在对各个行业贸易影响是否相同。本文选择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影响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考察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总体贸易及对不同行业产品进出口的影响，检验外交关系是否显著影响中日双边贸易，并进一步考察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中不同行业产品进出口各自的影响程度。　　文章在具体考察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影响作用时，采取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在理论分析部分，文章首先回顾了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影响的历史，分别从对中日双边贸易总体影响和分产品类别影响两个角度，具体考察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影响的历史沿革，运用事实分析及数据分析的方法，在理论层面探究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产生影响的机制，并提出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不同类型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作用不同两项假设。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利用中日双边贸易1995-2013年的季度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同时从中日进出口总贸易和细分产品类别进出口贸易两个层面，实证研究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影响，对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并据此得出结论，并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同时，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分析的结论，针对中日外交关系及双边贸易发展现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为中日双边贸易未来能够健康有序发展提出有效意见。　　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从对中日双边总体进出口贸易额影响层面，中日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具有显著影响，外交距离对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是负向的，即中日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是正向的，证明了外交关系恶化会抑制中日双边贸易，外交关系改善会促进中日双边贸易。从中日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分产品类别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角度，中日外交距离对中日双边农副产品类、自然资源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低端制成品类、机械和运输设备类、杂项制品类产品的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证明了中日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不同类型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作用不同。　　本文主要创新与贡献在于:第一，数据的更新与细化。中日双边贸易的研究多选取中日进出口贸易年度数据，且数据偏早，本文选取1995-2013年中日双边贸易的季度数据，利用更丰富的数据来考察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影响，结论更具有说服力。第二，具体到行业分析。以往中日贸易的研究多以中国与日本进出口总额，多从总量上进行分析，而本文从行业部门层面具体的分析，来考察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各部门行业的不同影响程度，力求从多个视角全方面地研究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影响。第三，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考察外交关系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影响，与前人不同的是，运用外交关系指数构建中日两国政治外交距离，用外交疏远程度拓展贸易引力模型，是模型运用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