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和洛阳是隋唐时期的西京和东京。两京规模之宏伟，布局之完整，可谓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从古到今，一直吸引着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考证，并留下了不少成绩斐然的研究论著。然限于文献的匮乏，研究者往往对隋代的关注和研讨仍然薄弱，发见和可资凭借的第一手资料还不能充分，因而成就也就大不如对唐代的研究那样突出。有鉴于此，笔者遂意欲对隋代两京作相关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并侧重于两京的地理名称考证，资料则主要采摭近世以来大量出土的墓志铭文，即业师周晓薇教授近年主持的《隋代墓志铭汇考》，再参详所能阅读到的唐代前期的墓志铭文，对隋代两京有关地理情况进行考证，重点放在两京四郊的乡、里、村、原及四郊地理名称的研究考订。文章分为“西京篇”和“东都篇”两部分考述，在论文撰写前期，较全面阅读隋及初唐时期的墓志录文，将志文中与两京有关的地名记录并归纳整理，之后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对史书记载过或前人考证过的地名，利用墓志资料加以证实。2、前人考证有出入的地名，提出自己的观点。3、对前人有异议的地名，根据墓志资料提出论证。4、对隋唐史地沿革进行研究论证。在考证中，发现大部分地名是唐承隋制，但亦有些地名在隋唐两代同名而异地，或同地而异名。5、对史书未曾记载，前人又未经考证过的地名，查阅相关史料，作了补充和考证。在志文中，出现很多新地名，如西京长安有四乡、十四里、一村。东京洛阳有二十二乡、十七里、九村。这些新地名，有的能考证其位置所在，本文即加以论证。有的不能考证其位置所在，本文即罗列出来，以期后人能以更新资料及方法进行考证。总之，这些新地名，为研究两京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导言：隋朝统一后创建了大兴(长安)和洛阳两座规划完整、规模宏伟的都城，唐朝承其遗制而续有改作。两朝皆以大兴(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习惯上称之为两京。自古以来，有关两京的撰述就很丰富，给我们今天研究两京提供了很多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料。对隋唐两京的历史地理研究，今天也己成为隋唐史学领域的热门。然而限于文献的匮乏，研究者对隋代的关注和研讨仍然薄弱，发见和可资凭借的第一手资料还不能充分。有鉴于此，笔者遂意欲对隋代两京作相关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并侧重于两京的地理名称考证，资料则主要采摭近世以来大量出土的隋代墓志铭文，再参详所能阅读到的唐代前期的墓志铭文，对隋代两京有关地理情况进行考证，重点研究两京四郊的乡、里、村、原及四郊其他地理名称的研究考订。 西京篇：大兴城以朱雀门大街及其南北沿线为界，分属大兴县和长安县所辖，本文即分以“辖于大兴县之地名”和“辖于长安县之地名”两部分，其下又分列乡、坊、里、村、原等方面进行考证。从隋墓志记载中补充了新地名，计有大兴县两乡、三坊里，长安县两乡、十一坊里、一村。将大兴县十一乡、九坊里、一村，长安县七乡、十八坊里、一村的相关古今地理方位做了进一步考订。由于资料匮乏，今所考证之地名数目，与隋唐时期文献记载的数目尚相去甚远，仍需不断补充新资料做更一步的补充研究。 东都篇：洛阳布局与长安不同，其宫城、皇城均在都城西部，禁苑又在其西。不同于西京从正中之朱雀门大街为界辖于两县。本文依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隋唐长夏门及唐韦机所移置之中桥本在丰都市西侧一街，故隋代河南、洛阳二县以此街为分界"的结论为准，亦分“辖于河南县之地名”和“辖于洛阳县之地名”两部分，其下又分列坊、乡、里、村等方面进行考证。洛阳出土的墓志，其分布非常集中，基本都在邙山以南一带。亦即大多集中在今洛阳市东北的北越孟津、东达偃师之邙山、马安山之所谓的风水宝地。又因为墓志所记宅第通常为城内坊里，葬地通常为城北及城郊西北延至东北的北邙山麓，故对城南及城郊西南到东南区域地名的记录相对要少的多，这不能不是资料的一个局限和东京部分的一个遗憾。然亦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在东京部分补充了三十七乡，比起唐代河南、洛阳两县共管七十乡尚少三十三乡，而相比隋代的乡数，或许比例更高，因此关于乡名的考订可以说是本文的一大的收获。二是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考定隋代洛阳城内河南、洛阳两县的分界，即长夏门街应是丰都市西侧一街，而非元《河南志》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误认的“定鼎门街东之第五街”。今本文复可为辛文增加一例力证，即安众坊亦确属河南县。而关于东都坊名的印证，今己得三十二坊，又有大业元年以后刊葬的墓志中出现的七个坊里名不能与城坊对应，则尚待考详其与城坊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