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当前的刑事法治建设中,立法的推进与贡献已是相当有限,突破“瓶颈”的关键是要加强司法。刑法司法解释作为联系刑法规范原则性与司法实务可操作性的纽带,在刑法司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核心内容――刑法司法解释权的配置,更是成为了刑法司法解释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配置刑法司法解释权一直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九十年代初围绕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否拥有刑法司法解释权及如何划分权限的问题掀起了第一次探讨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的高潮;随着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的问题再次凸现,引发了第二次讨论高潮;在二○○三年全国刑法学年会上,刑法解释第三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学者们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有建设性、前瞻性的建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既合法又合理的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的现状又是如何呢?为什么短短十余年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作为热点问题被讨论了三次却又久久得不到解决呢?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展开了对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构建的探索,同时,这个探索过程也是对刑法司法解释权及其内容如何进行剥离和分配的过程。为了更科学、严谨地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本文将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严格界定为在刑法司法过程中,将刑事实体法而非刑事程序法的解释权授予给哪些主体以及将何种解释权授予给何种主体的配置问题。在文章结构上,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及其存在基础的介绍;第二部分对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