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贪污罪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刑事犯罪,我国历来重视对贪污罪的立法和司法惩治。即使长期以来国家对贪污犯罪的惩治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近些年贪污罪的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大案要案不断发生,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打击贪污罪的力度加大使得一部分贪污犯罪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说明贪污罪的治理仍得不到实质性的成效。究其根源,因为贪污罪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而笔者能力有限,所以不能加以详细的论述。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引起贪污罪的高发,贪污行为最终一旦成罪,都必然引起法定刑的科处,因此研究贪污罪的法定刑设置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本文对一些法制较为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贪污罪法定刑设置的立法进行了考察；然后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的法定刑设置)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具体涉及到主刑、附加刑和非刑罚处罚方法以及对贪污罪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两个问题：数额和情节,在结合贪污罪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逐个评说,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内容包括：　　 ⑴肯定了贪污罪中死刑及无期徒刑等重刑的适用,但应当缩小适用的范围,审慎用之。与整个国家已经基本构建起了完整的反贪污腐败机制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对贪污的惩治与预防主要依赖的还是刑法的规定,死刑和无期徒刑等重刑在对抗贪污行为极端严重的犯罪人上有比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企及的优势。并且,在行为的一般预防上它也有较大的威慑力。但是,重刑应当审慎使用,方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功效,否则重刑泛滥也就失去了其一般预防的功能。　　 ⑵在有期自由刑的设置上,应当缩短刑期的裁量幅度,即将现行刑法规定的四个档次的刑期幅度调整为更多,使得每个档次内可供自由裁量的空间缩小。给出这样的建议,是忧于当前整个法制环境,司法人员的素养还不具备设置如此宽的空间供作选择,会时常发生同罪不同罚的现象。　　 ⑶受轻刑化思想的影响,并结合贪污罪行为本身的特点,我提出了这样三个方面的建议:扩大拘役刑的适用范围；增设管制刑,以管制代替行政处分；增设罚金刑,以罚金替代没收财产。之所以扩大拘役刑,增设管制刑,是因为拘役刑和管制刑对较轻的贪污罪有较好的惩治功效,且执行方便,节省司法资源。增设罚金刑,是因为罚金刑的运用具有没收财产的效用,而且能有效弥补赃物追缴制度的不足。　　 ⑷改变现行的以具体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点,改为弹性数额。在文中,我分析了现行刑法立法技术上存在者这样的缺点,即许多经济类犯罪在划分罪行轻重时常常以一个具体的数额作为基点。这就造成了每过一定的年限,原来设置的具体数额所代表的行为的恶性在一定年限之后就失去了意义。在贪污罪中也是如此,如1997年刑法颁布之时10万元所代表的行为的危害性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如果还以10万元作为最重刑罚档次设置的标准,那么必然使刑罚陷入“苛厉”的状态。定罪数额也是如此,同时在确定定罪数额时一定要对相邻近的犯罪的入罪数额做综合的考虑,否则不仅会为贪污罪批判留下口实,也会在刑罚的设置上形成不均衡的现象。所以,我提出了以弹性数额作为定罪量刑基点的主张。弹性数额,即不设置具体的一个具体的数额,而是设置一个确定数额的方法。不论经济发展如何,货币的购买力怎样变化,据以确定行为危害性大小的标准不会变化,这样设置的刑罚才具有稳定性。　　 ⑸增设资格刑。贪污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具备一定的资格,享有一定的公权力,具备这样的资格和便利条件才能对公共财产进行侵吞、窃取、骗取或其他非法手段进行非法占有。这种资格的获得是基于两个委托关系:一是国民将个人权利委托给国家以维持国家秩序,二是国家将权力委托给公职人员行使。后一种委托关系是公职人员获得公权力的前置基础。在这两个委托关系中,信赖是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一旦公权力的受委托人以行为打破这种信赖关系(如贪污行为),那么委托关系应当永久性的解除,这样才能保证第一种委托关系的稳定,从而保证国家秩序的稳定。故在贪污罪成立后,贪污罪的主体便以自己的行为打破了国家对其进行的权力行使的委托,信赖关系不复存在,二者之间再次此建立这种委托关系的可能性便永久性的消失,也即行为人永远不能再出任公职,不能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公权力。因此,在刑法中设置资格刑,明确规定行为人曾经犯贪污罪,终身不得再享有行使公权力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