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安全关乎民生,近些年发生了一些关于药品安全的恶劣事件,又加之新冠疫情的发生使药品安全又一次成为焦点,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作为《刑法》保护药品安全的重要罪名,作为其行为对象之假药的范围对于入罪有重要影响,本文结合司法案例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假药解释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展开分析。2019年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范围进行了调整,并增设禁用药,随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相继修改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并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如此一来,药品犯罪可适用罪名体系更加完善,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虽然现行《刑法》关于假药范围的规定较从前有很大调整,原有的《刑法》中假药概念与前置法《药品管理法》的假药概念之间的绝对关联不复存在,但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药品管理法》中的假药概念仍有存在于刑事司法中的必要性,因此,虽然《刑法》无明确规定假药概念,但实际上采用了前置法中的相关规定,因此《药品管理法》中关于假药概念中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定罪量刑。结合司法实践,假药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假药与劣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区分不清问题,包括成分不符型假药与成分含量不符型劣药的混同以及变质型假药与过期型劣药的混同;其次,冒充型假药的实际涵盖范围不合理,尤其是对于品牌的冒充和中药冒充问题,司法机关明显是扩大了处罚范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文义的模糊、犯罪形态的影响以及保护法益的误认。法益具有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确定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的保护法益对于确定作为本罪行为对象的假药具有核心性的作用。既往学界对于本罪的保护法益存在双重法益观与单一的生命健康法益观两种观点,本文认为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的保护法益是用药者的生命健康,这是从《药品管理法》以及《刑法》的立法变动、本罪的法定刑配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假药与劣药关系的定位同样影响着假药的认定标准。传统观点一般将假药与劣药看作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但是在进行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以及二罪的司法适用现状分析后完全可以对假劣药关系进行重新厘定,即《刑法》中的劣药应当起到限制假药范围的作用。结合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的保护法益以及假药与劣药的关系,司法工作人员在量定假药范围时应当考虑认定的缓行政化、药品的致害可能性、药品的有效性,结合《药品管理法》的具体规定进行实质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