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去工业化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工业化,集中体现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居主导地位。但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两届政府先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鼓励资本回流到美国本土,促进传统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以增加就业,繁荣美国经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不仅将再工业化视为经济战略,更是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可见,美国逐步将经济重心从虚拟经济转移至实体经济,把制造业地位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必然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本文在概述有关美国再工业化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既有工业化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总结二战后美国两次再工业化的一般事实与基本特征。二战后美国开始了第一次去工业化浪潮,客观上助推了西欧和日本的工业化,尤其是日本,利用美国去工业化赋予的产业转移机会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积累了良好的技术和经济基础。面对日本和欧洲制造业的复兴与崛起,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弱化,集中体现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以及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开始了第一波“再工业化”理论上的大讨论,在实践层面直接体现为里根政府以供给经济学为依据的减税等系列政策的出台,在产业层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航天航空、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而暂告一段落。美国第二次去工业化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利用劳动力等成本优势积极承接美国传统产业,加快工业化步伐,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大量丧失。殆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两届政府都把再工业化战略作为恢复美国经济的重要法宝。如果说美国第一次去工业化是通过作用于日本,进而间接促进中国工业化,则美国第二次去工业化则是直接助推了中国工业化。如果说第一次再工业化是集中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而第二次再工业化不仅是培育新兴产业,而且也重在吸引部分传统制造业回流,最终巩固和增强美国整体经济实力。其次,就美国两次再工业化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第一次再工业化主要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恰好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以及低廉的土地等资源承接相关产业,填补了中国经济结构的部分空缺。第一次再工业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可能是,耗费大量资源和牺牲环境,生产低端产品以换取外汇,重复生产和恶性竞争迫使中国产业升级停滞。第二次再工业化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构成挑战与压力,主要体现在美国将从贸易、投资、技术溢出等方面全方位抑制中国,企图在相关重叠产业和潜在竞争产业逼迫中国让步或使之丧失动力。第二次再工业化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可能积极意义在于倒逼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产业转移优势、“带路倡议”机会、既有优势产业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最后是提出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如正确认识美国再工业化本质,及时调整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与方向;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组合,塑造更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全力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抢占现代制造业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