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禁军制度是宋太祖在“增损”五代旧制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上四军作为禁军中的四支“上军”，其各番号军中厢—军—指挥—都的编制体制，都指挥使—都虞候—指挥使—都头的指挥体制也是宋朝其它各军的典范。这个军事编制和指挥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沿袭汉唐军制，而是在唐末五代这样战乱的年代里通过一系列改革，综合了历朝创制的成果，一步步形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但现存的史书中，对于这种军事体制，并没有翔实而系统的记载，散落的记载也多有抵牾之处。所以本文试图在上四军形成的背景下，探寻这个源于战乱时期，最终又融合的新军事编制和指挥体制整个创建过程。宋初之上四军来源于五代各朝禁军，其番号屡经更改，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蕴含的新军事体制。首先，本文逐一考证上四军(捧日、天武、龙卫和神卫)的渊源，着重其前后传承以及与历代王朝的关系，同时也考察了其与宋初军制中两司三衙的联系。其次，本文重点考查了上四军的编制和指挥体制及其历史渊源。宋初厢—军—指挥—都的编制体制和都指挥使—都虞候—指挥使—都头的指挥体制有着复杂的形成演变过程。在编制体制中，从时间上看，厢源于北魏，军始于周代，指挥是到了后梁才出现，而都从唐朝开始作为军事编制单位；从性质上看，厢原只是表示方位，指挥为统领军队之意，都有城邑的内涵，只有军本有军队编制的含义。在指挥体制中，各级统帅的名称也都来自不同的军事单位。都指挥使原是唐代的使职、都虞候为军中警戒武职、而都头原是一军统帅的俗称。总之，宋初所沿袭的一整套军事编制和指挥体制在唐末五代逐渐成形，并臻于完善。后梁用藩镇之制于京师，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军事体制；后唐明宗改革军制，整合原有各军队，创立新军制，并为后汉、后晋沿袭；后周世宗又一次改革军制，建殿前军，与侍卫军并称两司。可以说，宋初禁军的编制和指挥体制的建立开始于后梁，形成于后唐，而完善于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