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指明了国家行为与其所处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学科价值。但同时,由于该理论发展在今天陷入到停滞的困局中,导致其在理解与解释国际政治新现实上的不足,造成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回归,威胁了世界的稳定及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此,本文以反思与推动地缘政治理论发展为目标,聚焦促使地缘政治模式发展变化的因素探索,探讨其作用的机制与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新的地缘政治变化,为实现地缘政治理论发展寻找新方向。本文认为,跨学科性使地缘政治学对地理环境的描述方法与基本概念存在认知偏差。使得不仅地理描述被误认为是要素罗列,而且地理环境被视为静态不变的,深陷“环境论”的泥潭,无法准确描述与刻画国家所处空间背景。因而,要推动地缘政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形成规范的地理思维。在辩证肯定关注客观地理环境的拉采尔、麦金德等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价值基础上,回归该学科对客观地理环境与国家行为规律关系的讨论。认识到地缘政治学考察地理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交织互动,解释国家行为规律是地缘政治研究的主体,对客观地理环境的认识是该研究科学性的保障。而地理环境是一个以复杂方式变异者的复杂现象统一体,它是动态的,且人文因素尝尝扮演着推动地表变化的主因。因此,地缘政治研究必须遵循整体性与动态性原则,以确保对国家行为变化与地理动态演进的准确把握。且由于地缘政治学的两大主体学科都随时间动态调整,如何确保政治时间与地理时间在国家行为考察时处在平衡状态就成为研究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地理学家出身的麦金德的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借鉴。麦金德对国家行为的理解建立在“世界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假设之上,这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前提,体现了麦金德对国家行为背景的整体认知。它是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对土地、资源等的“原始和自然属性”的依赖,导致的国家发展无限性与资源及其空间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与整体性认识地表间的结合。这种矛盾是麦金德理论赋予自然地理特征意义,且国家需围绕自然地理特征互动,并争夺有限自然地理空间以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源。该观点的背后,是麦金德作为地理学家,以“对人类重要性”为标准筛选待考察地理要素,促成的理论认识与所考察时代社会现实间的吻合。它一方面赋予了国家间冲突与零和博弈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固化了人们对国际政治互动背景的整体性认知。这种对国际政治互动空间的理解,体现了麦金德在社会发展时间的约束下,地缘政治研究地理逻辑与政治逻辑间的平衡。不仅是其理论解释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其时效性的表现,为突破其理论指明了方向。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在日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发展对土地等地理要素“原始和自然属性”的依赖程度,突出了作为生产力根源的分工要素的重要性。通过地理学、经济学等理论对分工的分析可以看到。分工演化其一,推动了地理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地表出现了一系列以生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物化的新内容,打破了“世界是一个封闭系统”假设的合理性,地表更像一个不断再造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统一体;其二,改变了地理对国家的作用方式,其不再以资源及其地理定位的绝对有限性对国家发展形成约束,而是以内部分工资源对分工经济发展的作用,控制国家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发展,这打破了以往地缘政治认知的基础,凸显了基于错误地理理解的地缘政治思维惯性的危害;最后,促使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国家,改变冲突与对抗的行为模式,转向和平合作,以遵循分工经济的运行逻辑,保证分工经济的正常运行。分工演进对地缘政治地理政治互动的这些改变,推动了现实中国际分工格局、国家行为模式等在产品内分工经济阶段的改变,催生了对一体化与全球意识发展的信心。但是,“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又意味着新阶段地缘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分工演进并没有消除地缘政治的冲突,而更像是改变了其表现形式。研究必须进一步探明新的历史阶段下,新的地缘政治模式是什么的问题。为此,本文以再平衡了的地理逻辑与政治逻辑为基础,对国家与新空间背景的互动做进一步考察。在将新分工经济与第四轮区域主义实践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强调正是新分工经济跨越空间、嵌入空间、重塑空间与撤离空间的“地理-经济”互动过程,造成了新一轮区域主义实践具有了更加开放外向、成员国均质性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新特征。分工经济重塑地理与撤离空间的倾向,是新一轮区域主义,国际区域间行为与以自贸区为主要制度框架选择形成的重要原因。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凭借微观行为体所不具备的在更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能力,介入到分工经济的“地理-经济”互动中,推动地理形成基于国家权力引导的变化。此时,国家与地理的关系出现了转变,国家不再仅仅是受制于地理的行为体,同时还参与生产空间与改造地表环境,决定地理空间的发展资源与潜力,塑造出制约自身未来行为选择的地理基础。因此,作为国家在分工经济推动下产生的新空间,国际区域合作实际反映了国家空间生产的地缘政治模式,是新分工经济下最关键的地缘政治区。这一地缘政治区的影响力,并不完全取决于之前地缘政治理论所说的那种地理环境,而在于它的空间性。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国家发展无限性与资源及其地理空间定位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国家发展无限性与国家能否提供足够的空间分工资源以支撑分工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为寻求良好的分工资源基础,就需要围绕空间分工资源能否被生产、怎样生产及其在当地的扩展与重塑程度等进行合作与竞争,从而改变了以往国家间地缘政治互动的形式。国家区域空间生产行为凭借域内国家对空间生产资料的开发方式,分工发达国家运行新权力对空间演进形态的决定程度,以及空间作为政治工具对不平等地理基础合理再生产的制约等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以此重新审视了中国和平发展及其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意义。强调对中国发展行为的认识不能依赖已有范式下的“通感”,这是一种严重的思维惯性。中国与历史上其他崛起大国的重要区别是,它们所处的分工阶段不同,因此时空逻辑也不同,中国和平发展体现了对新时空逻辑的顺序。新型国际关系对差异空间合理再生的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对分工经济良性循环地理基础的生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世界未来发展的想象,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对传统地缘政治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