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不断地加深,科技与交通信息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技术和物品可流动性提高,跨国企业为获得最小生产成本和最高利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生产区位,将拆解的产品生产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形成了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格局。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特别是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成员以来,依靠着自身丰富的要素资源禀赋优势全面而快速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且参与GVC程度在不断加深,在这个过程国内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奇迹般地高速成长,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角色逐渐转变为“世界工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而国内真正经济意义上的制造业产业集聚就是在我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起步与发展的,而且伴随着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形成,也逐渐积累和培育了我国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全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产业协作配套优势,这将成为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有力保障。因此,本文选择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来研究制造业产业的集聚,有助于理解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和本国国内生产空间布局体系变化背后的驱动力。现有研究就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基本已形成了共识,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中国产业集聚的研究还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目前直接考察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聚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而且更加缺乏全面系统考察二者关系的研究。本文将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以中国制造业不断嵌入GVC分工体系为背景,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因果关系,试图揭示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本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及背后的作用机制。本文结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以及中国的现实背景,不仅考察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还分别对垂直关联效应、贸易成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四个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的分析与实证的检验。另外,本文探讨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国内市场开放的互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应,这有助于为深入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现实依据。为了获得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本文利用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和严谨的指标测度方法来测算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和产业集聚指标,确保本文所得结果是真实有效的。通过对理论和实证的综合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的主要结论:（1）在控制住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显著地促进了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在行业层面上,本文以三位数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来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相对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低的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高的表现出更高的产业集聚程度。全球价值链的前后两种参与方式均可以促进产业集聚,而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大一些,表明在价值链中拥有更高分工地位更有利于本地的产业集聚。在地区层面上,本文以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来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城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促进了城市的制造业的就业人员集聚、工业产出集聚和资本集聚,其中对资本集聚的促进作用要稍微高于产出集聚和就业人员集聚。（2）由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可知,全球价值链参与可以同时促进了资本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集聚,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集聚促进作用更大,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集聚作用并不明显;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高技.术行业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中低技术行业的作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机器人使用程度较高行业的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机器人使用程度较低行业。由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得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对东部城市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中西部城市,对沿海城市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内陆城市,对行政级别较高城市的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对特大城市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大中城市。（3）本文根据理论研究部分的分析,从垂直关联效应、贸易成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四个方面对GVC参与影响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城市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传导机制,也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可以通过垂直关联效应,即增加中间产品的投入产出关联,加深垂直专业化分工,来促进产业集聚。其次,贸易成本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产业空间分布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我们采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接近海外市场程度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来刻画与距离有关的贸易成本;采用加入WTO事件冲击以及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政策来刻画与制度有关的贸易成本。实证结果显示,贸易成本的下降加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验证了贸易成本效应的存在性。再次,城市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进口内嵌先进技术和工艺中间品等,产生了外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本地的产业集聚,并且这种技术溢出所带来的促进作用在技术存量较高的地区更强。最后,城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提高本地的市场规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进而促进产业空间集聚。（4）国内市场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加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国内市场内部开放程度在促进产业集聚上是互补的,并且本国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或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可以促进产业集聚。进一步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事件为临界点,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中国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在减弱,而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在金融危机前后一直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变得更强,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力量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开始期主导作用。其次,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国内市场内部开放的互补关系主要发生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反映出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国际贸易量萎缩,全球价值链的低迷,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拓宽国内市场,充分挖掘国内的市场潜力与规模,逐渐在向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促双循环新格局进行转变。（5）不管是参与全球价值链还是参与国内价值链均可以促进本地的产业集聚,但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互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主要是因为当前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还未形成良好的对接、整合与互动,因此,二者对产业集聚并未发挥出互动促进效应。本文通过拓展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效应间接地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