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形成的批评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它的形成和发展期。第三代女诗人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人为代表,用“自白话语”和“躯体诗学”解构传统审美意义上的情、爱、生死观。她们的诗歌一反传统的美学观念,呈现了一种强劲、饱满、异常激烈的美学风貌。在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话语系统里,女性诗歌处于一种影响的焦虑中,一方面受前人文本的影响,诗人钟情于“黑夜”意象和“飞翔”意象,女性特有的性别经验隐喻其中。另一方面受性别因素的影响,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通过“身体写作”的话语策略完成对主体性的确认。随着九十年代文化转型期的到来,女性诗歌开始突破喷涌的情感热浪。八十年代带有性别烙印的诗歌是“文革”后十年的产物,张扬理想和突出心灵的写作姿态正顺应了整个文学潮流。铺排的自白语言,凌厉的情感,誓不罢休的高傲姿态在长期的压抑下就会突然迸发。一旦换了时代,那种高强度的写作是一种奢侈和浪费,多数诗人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她们去掉浮躁,摆脱掉诗评界所关注的具有性别标签的“女子气”,更关心一个诗人如何面对历史、面对语言和活生生的现实。女诗人从性别的焦虑中走出来,变得从容大度,写作也更加成熟自觉。诗歌从过度张扬性别意识的诗歌变成了艺术的诗歌,着力探求诗歌写作的技巧性和取材的多样性。九十年代女性诗歌从一种对抗式的意识形态写作,转变成一种沉潜的消解了宏大叙事的个人化写作,坚持话语差异和独立文本实践。突出表现是日常经验的戏剧性、生活场景的诗性叙事及原生态的口语写作和陌生化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