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流动与产业转移的互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母国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之一,既能遵循比较优势路径对外转移产业链进而作为对外产业转移的有效手段,同时也能通过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并形成国内产业分工地位和区域空间布局调整的重要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承接了大量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形成了以加工贸易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红利”。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提升和区域制造业发展失衡问题愈演愈烈,以及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借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基于提升国内产业层级和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整体取向,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加快输出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同时,也为国内新兴制造业的加快发展创造更多可能。然而,经典国际投资理论大多未能将国际和区域产业转移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结果；经典产业转移理论也较少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因素考虑在国际和区域产业转移的动因范畴之内。因此,本文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时发现,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仍亟需探讨。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往往缺乏对投资动机因素的系统论证,忽略了产业转移区位选择上的梯度特征,尤其未能对过度产业资本输出所引起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仅局限于一国双向资本流动的表面联系,尚不足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路径。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大多未考虑到国内区域间产业投资的空间联系,缺乏检验两者关系的事实证据。此外,在归纳评述有关理论基础时发现,国际投资理论分别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的动力和条件,而产业转移理论则主要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转移的动因和模式,事实上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基于既有研究和理论联系,本文为了全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关系,一方面从统计数据层面阐释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关系,另一方面分别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对外产业转移效应、产业空心化效应这两类直接效应,以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应和国内区域产业转移效应这两类间接效应的发生机制,并综合运用到跨国、省际及城市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外产业转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的发展现状,重点揭示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转移的行业、区位等特征及所存在的问题,体现了两者变化规律和数据联系。然后,本文以制造业为例,分别从不同视角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第一,从贸易结构视角,结合2003-2012年间中国对113个国家的投资和贸易面板数据,运用Heckman选择效应模型分别估计了中国两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贸易结构效应,并据此判断对外产业转移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中国“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资源搜寻型,其目的在于获得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中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技术搜寻型,其目的在于获得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产出水平；中国“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会引发初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本国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中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则会有效提升国内制造业生产水平,增加出口规模,促进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内贸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业转移步伐加快,而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内贸易显著加强。第二,从资本要素视角,结合2003-2013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中国所面临的制造业空心化类型及阶段。研究发现：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过快扩张会造成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的缩减和实际利率的上升,制造业资本会向虚拟经济领域流动,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下降,进而出现“离制造化”现象；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成本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受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挤出更明显；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单一且更为要素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削弱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情形下,更容易发生“离制造化”现象；金融危机之后,因产能输出的需要,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加快,资本净流入对国内制造业资本形成促进作用减弱。第三,从结构传导机制视角,结合2003-2013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中国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有着显著正向影响,细分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传导机制构成了中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分行业看,受益于效率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通过分工地位优化、过剩产能输出和反向技术溢出,显著增强了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承接力度。分地区看,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受资源瓶颈和工资上涨的约束更大,资源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效率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效应较为明显；相较于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更强,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效应则较为明显。第四,从本地市场效应视角,结合2003-2012年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中国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区域制造业转移效应。研究发现：东部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城市制造业规模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受效率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东北部城市、北部沿海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城市的“扩张型”制造业转移较为明显,而受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影响,北部沿海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城市的“衰退型”制造业转移较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之后,东部城市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增强,并扩大了对中西部城市传统制造业的转移规模,且东部城市对中西部不同层级的城市的制造业转移效应均存在差异。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根据已有理论研究整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的可能发生路径,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对外产业转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区域产业转移传导机制的一体化分析框架。第二,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禀赋的差异,对“顺梯度”和“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明确界定,综合运用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初级产业和制造产业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传导效应,进而为判断是否存在对外产业转移以及转移特征提供精确证据。第三,基于对制造业“空心化”的严格定义和类型区分,首次尝试将资本要素因素纳入至Romer的多部门模型中,推导演绎了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资本账户的实际利率传导效应对中国制造业资本-劳动比重的影响,并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制造业“空心化”现实以及地区、行业差异性。第四,通过拓展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表象关系的研究,认为可能存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国内制造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进而决定利用外资规模和结构性特征的传导路径,本文主要在实证模型中加入对外直接投资与动机因素的交互项,据此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判断中国差异化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影响以及地区、行业差异性。第五,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部地区集聚,中西部地区薄弱”的区域分布不平衡现实背景,将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国际市场规模和区内市场规模的综合影响作为我国制造业由东向西转移发生的路径机制。同样地,本文在考虑了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差异化的基础上,运用距离平减因子构建了包含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因素以及两者交互项等影响因素的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规模实证模型,并使用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应检验。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效应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且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进行尝试性分析,以期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进展。当然,由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投资数据的匮乏,使得本文无法探讨企业行为的微观机理,同时本文研究也没有提供产业转移指标的测度方法和探讨各部门的转移规律,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遗憾,也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