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1923—)自1948年发表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至今一直活跃在美国文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出现的极权主义或亨利·华莱士所担心的“新法西斯主义”倾向、美国梦与个人主义、反文化潮流、越南战争、美国总统的竞选、阿波罗11的登月创举与科技发展问题、影星玛丽莲·梦露的陨落、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杀人犯盖瑞·吉尔莫的行刑、肯尼迪总统的遇刺案，到2001年轰动美国社会的俄罗斯间谍罗伯特·汉森案等都是梅勒的作品中所关注的内容。他对于美国战后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及时和深切的关注使他成了许多批评家眼中美国社会历史的代言人。他的一举一动几乎成了美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晴雨表。他的作品因而成为美国战后经典文库中不可缺少的不朽篇章。 即使如此，诺曼·梅勒似乎从来没有享受过美国文学批评界对他异口同声的赞扬，虽然他的《夜幕下的大军》(1968)和《刽子手之歌》(1979)曾两次为他赢得普利策文学奖，前者还使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殊荣。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会引发美国批评界一片斥责之声，其声势往往大大超过他因此而得到的赞美。他在中国学界得到的关注则更加可怜。在浩淼的文学批评论著中，除了几篇关于他的《裸者与死者》(1948)、《夜幕下的大军》和《刽子手之歌》的学术论文之外，还没有一部有关他的专著。 无论诺曼·梅勒在文学批评界得到了怎样的关注和批评，他却笔耕不辍。在长达5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共创作了近40部作品，其中8部长篇小说，5部“新新闻体”的政治、科技和体育报道，4部非虚构小说，或梅勒所谓的“小说体传记”，或约翰·吉纳所定义的“传记体元小说”。梅勒的其它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访谈、杂文、书信、书评、前言、绪论、诗歌、戏剧和电影脚本等。 梅勒写作题材和写作主题的繁杂与多变、他本人的社会活动和私生活在媒体的频频曝光，使批评家更多地关注他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他的嬉皮士哲学和他的个性等方面的问题。梅勒作品中的艺术创造性在早期的评论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和评价。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发展为从艺术手法和主题两个方面全面评价梅勒的作品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和方法。罗伯特·比基宾从原型批评理论入手，探讨了梅勒作品中关于生与死的主题，而安德鲁·戈登则利用弗洛伊德以及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批评理论对梅勒的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本文将以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美、英两国、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为理论指导，对梅勒的作品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当然，这两种批评理论与梅勒的文本分析的结合决不是牵强和即兴的。本文认为诺曼·梅勒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在关于后现代历史状况、历史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以及文学文本与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上都存在着极为有趣的共识。 本文第一章，“梅勒文本的历史性”，首先分析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关于“文本的历史性”的观点，即文学文本不仅是特定历史状况的产物，而且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种能动作用，能够参与到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去，然后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指出诺曼·梅勒的文本不仅反映了他所处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他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时代的思想意识中”掀起了“一场革命”，从而参与创造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历史，形成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所认为的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那种互文关系。 从《裸者与死者》的发表到《大间谍罗伯特·汉森传》于2002年的问世，诺曼·梅勒一直处于美国社会刘匕生活的中心。战后美国社会的主要历史事件几乎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其中美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浸润在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权权主义倾向是他的作品中最为持久和严肃的关注对象。 在梅勒看来，20世纪60年代晚期标志着一个新型科技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美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它极为广泛地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其实；普遍认为开始于 20世纪 60年代的后现代社会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秩序不仅包括文化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而且是文化领域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后现代化过程的辩证统一。信息与科技的新形式是这种后现代社会的明显标志之一。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这是一个计算机化了的社会，波德莱尔认为这是一个被遗传学、控制论和电她所主导的社会，而梅勒则认为这是一个排斥和憎恨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所崇尚的自由和神秘的社会。梅勒认为，科技与文学相反，它与超验的神秘与浪漫的欲望无关，一切都是为了控制。因此，在梅勒的作品中充满着他对于科技的厌恶与批判。除了《鹿苑》（19 5 5L《一场美国梦D（1965）、《我们 为什么呆在越南？》（1967）等＊、说之外，《月球之火》（1970）是他的这种批判态度的集中体现。 梅勒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所关注的另一个美国社会现象是极权主义。梅勒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时代精神，它不仅存在于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深处；而且体现在包括建筑、科技、女权主义思想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许多方面。他认为，“极权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