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海外私人直接投资活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迅猛增长,对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也会产生投资争端。国际投资仲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化解这种争端,但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程序上,国际投资仲裁制度存在随意扩大管辖权、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仲裁员不中立等问题;实体上,该制度因仲裁结果不一致、偏向投资者一方、忽视东道国规制权合理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受到批评。作为世界重要投资实体,欧盟同样面临投资仲裁的上述问题。在获得调整外国直接投资的专属职能后,欧盟启动和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协定谈判,并试图在新的投资协定中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欧盟在与美国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建议案中提出了投资法庭设想,这一设想包括对当前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改良和司法化。这些制度具有保障东道国规制权、提高程序公正性和加强裁决一致性的特点,但出发点良好的设想在实行过程中可能面临挑战。于欧盟自身而言,投资法庭可能冲击现有法律秩序;于欧盟外部而言,投资法庭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存在问题,常设法院和上诉机制可能降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以双边投资协定为基础建立的上诉机制做出的裁决,可能会加剧裁决结果不一致并且阻碍多边投资规则的建立。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在进行,欧盟和中国双方投资市场充满潜力,双方的谈判结果也代表了国际投资规则的前进方向。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谈判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欧盟提出的投资法庭建议,中国应当分析该制度背后的投资改革趋势,一方面在国内建立外商投资争议处理制度,为投资者提供有效、便利的当地救济方法,另一方面要提出对现有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制度的完善方案。除此之外,中国应当加强对国际投资实体规则的研究,这是防范和化解投资争议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