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为理论视角，运用综合、案例、比较等技术方法，研究毛泽东的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本研究的新意和独特之处在于，从与联美抗苏战略同时存在并与该战略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诸多具体历史案例入手，基于丰富的史料，通过分析它们与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从多个历史侧面来揭示该战略的实质、影响、后果、特征、前提和所面临的制约，从而拓宽了这个传统学术领域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对毛泽东的这场外交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地位的理解。　　 论文所涉及的具体历史案例包括：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60-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策略、70年代的东西方缓和、中美苏大三角格局、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外交、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以及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　　 中美战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共同面临的、对各自来说都是头号的苏联威胁。但仅此不足以提供双方合作的充分条件。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毛泽东不可能为了联美抗苏而牺牲一个中国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台湾问题事关美国在亚太的重要战略利益，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内政和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美国同样不可能为了联华制苏而完全舍弃台湾。为了抗衡苏联这个共同和最高利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势在必行。妥协的内容，对于美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开承认，和公开或私下做出的在将来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有约束力的承诺；对于中国，是在美国依然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继续在台湾驻军和维持美台防御条约以及拒绝放弃保卫台湾的义务的现状下，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部分地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承认但迟迟不履行“断交、废约、撤军”的承诺，毛泽东被迫拒绝美方提出的部分军事交流计划。双方战略合作的效力因而受到一定影响。毛泽东兼顾中国的安全利益和统一利益的政策，表现了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　　 70年代初仍在持续的印度支那战争，和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间接为敌状态，不可能不影响双方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在既已先后明晓美国卷入印支战争的防御性动机和退出印支的意图之后，特别是在面临着难以逆转的苏越接近的趋势、觉察到越南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地缘政治抱负之后，毛泽东依然大力支持越南抗美统一战争和印支三国革命，主要出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考虑。这种使联美抗苏和援越抗美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在帮助越南完成民族统一的正义事业的同时，既维护了国家安全这个最大利益，客观上也便利了苏联从南边包围中国的意图的实现。这一后果与联美抗苏的政策意图是有冲突的。但毛泽东在美越谈判后期对中国立场的微妙调整，帮助美国部分实现了其体面退出印度支那的意图，为毛泽东强化其联美抗苏战略即提出“一条线”的外交策略提供了前提。　　 “一条线”和“一大片”是中国特色的对苏遏制和孤立政策，是联美抗苏战略的手段，旨在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这个策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遏苏联的地缘扩张和孤立苏联的意图。但由于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估计不尽符合部分相关国家的利益，总的说来毛泽东未能实现其孤立苏联的策略初衷。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视角看，此策略的受挫部分地源于毛泽东所固守的以反苏划线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是比美国更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判断不完全符合事实。　　 缓和是“一条线”未能建立起来的直接原因。70年代，美国、西欧和日本基于其不完全与中国一致的安全利益、对苏联威胁的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认知和与苏联共有的避免核大战的愿望，在维持对苏冷战格局的前提下，对苏奉行长达十年的缓和政策。这种政策之得以推行和部分成功，还在于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所占据的比中国更主动的地位。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主动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奉行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注意：并非国家间关系领域)对苏联的不妥协立场。这一立场使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缺少足够的弹性，失去了本应拥有和一度拥有的三角关系中的最主动地位，进而制约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效力的最大化。　　 淡化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能够与此前的头号意识形态对手实行战略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执著追求，包括支援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政府革命武装，支持国际上几乎一切反苏力量。在支持反苏力量这一点上，世界革命逻辑和国家安全逻辑达到了一定的统一。但世界革命外交客观上也疏远了“一大片”策略所欲联合或中立的部分国家，因而也制约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效力的最大化。传统的、强调战争与革命的意识形态既使得毛泽东对具体的中美军事合作持消极态度，也为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提供了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革路线所强调的反修防修既便利了联美抗苏战略，也妨碍了该战略的充分实施。　　 部分基于对“一条线”策略和革命外交的反省而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强调反霸甚于反帝，反映了毛泽东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和对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多极化和初露端倪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的某种领悟。其彻底放弃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思维与联美抗苏的逻辑前提是一致的。其强调苏联威胁甚于强调美国威胁的明显政策意味，为联美抗苏提供了更少意识形态的和间接的战略辩护。　　 综上，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相互妥协为联美抗苏战略提供了前提。毛泽东在印支问题上的政策和其对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的坚持，同时构成了联美抗苏战略的前提和制约。它们都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复杂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改善、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美国在三角关系中的主动地位，都是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和后果。从地缘政治上看，联美抗苏的实质是三角格局下与美国结成的准同盟；从毛泽东所笃信的意识形态看，其实质是革命统一战线。他在联美的时候始终没有放弃他所理解的革命。联美抗苏外交的两大特征，是默契和务虚。这种特征的根源部分地来自台湾问题僵局，就中方而言，也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制约有关。总的说来，联美抗苏外交是毛泽东的既英明又不彻底的外交革命的产物，并受到这种不彻底性的妨碍。英明表现为，这个外交战略在实践上是非意识形态外交的典范。不彻底性表现为，他在对该战略的理论阐释上未能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利益的原则，及他所始终没有完全放弃的意识形态外交和文革路线妨碍了联美抗苏战略效力的最大化。这种不彻底性同时来自历史环境的客观限制和毛泽东个人的自觉选择。把台湾问题、对印支政策、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与联美抗苏战略相隔离的切割策略，即在实际操作中使前四者和联美战略并行不悖的做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这个战略的干扰。这一做法，同时反映了毛泽东的英明和局限所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三个精髓，即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不搞意识形态外交，和独立自主不结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和与其相关的、本研究所涉及的其他外交政策、战略和策略的成就和局限的反思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