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集注》和《孟子字義疏證》分别産生於宋、清兩個時代,出自朱熹和戴震兩位訓詁大家之手,從中可見朱熹和戴震的訓詁理念和學術風格,也部分體現了宋代和清代的訓詁特色,本文在對二書窮盡描寫的基礎上,比較分析,發掘二書在訓詁方面的異同,並考察異同的成因,爲二人的訓詁成就評價和訓詁學史的研究提供佐證與補充。本文主要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爲緒論,介紹《孟子集注》和《孟子字義疏證》的概況及版本流變,確定本文研究的底本,論述兩本書現有相關的研究成果和本選題的意義,説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存在的問題。第二部分從訓詁内容、訓詁術語、訓詁方法、訓詁方式、訓詁體式和體例五個方面進行描寫,分析其相同與不同之處。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礎上展開,探究造成《孟子集注》和《孟子字義疏證》在以上五個方面出現異同的原因。最後,闡明對比所得對朱熹和戴震各自訓詁成就研究和訓詁學史研究的價值。總的來看,《孟子集注》和《孟子字義疏證》都是“以訓詁通義理”之作,但是側重點不同,前者依託(《孟子》)文本框架,從字詞句疏通出發,隨文釋理,引導讀者隨文本順序明義悟理;後者打破文本束縛,以核心字詞(即核心理念)重組文本,引導讀者隨注者的思路體悟注者所解《孟子》義理。前者選用“集注體”,是基於文本的挖掘、生發和拓展,後者運用“疏證體”,則是近乎基於文本的再創作。在各自的訓詁體式之下,涵蓋的訓詁内容,運用的訓詁術語、訓詁方法、訓詁方式既呈現出共性特徵,也存在個性差異。這既有時代的原因,也有朱熹和戴震個人的因素。宋代的訓詁整體上仍未脱離漢唐以來字詞訓詁的老路,示其説而略其證;清代的訓詁則重考據,求論證。但是,關注字詞的聲音和意義的關係,重視詞句意義的發掘與訓釋,這卻是兩個時代訓詁學的共同内容。此外,朱熹和戴震各自的訓詁理念、原生家庭、後天學養等也是形成上述異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