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所涵盖的范围，开辟了其研究的新视野，使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的宏观语境下进行探讨。在此过程中西方翻译理论界也逐渐形成了以译文为中心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学派，该学派更多地强调翻译文本与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其突出代表就是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他的改写理论（rewriting theory）。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西方的翻译史和翻译实践的个案研究进行地如火如荼。但是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蒙娜·贝克；赵文静，2006：前言）。本文尝试以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杨必译本《名利场》为研究对象，探讨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对杨译本《名利场》翻译的影响及操控。　　《名利场》被公认为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的传世之作。杨必的译本以其自然幽默风趣的语言使这部传世之作最早在中国得到读者和翻译界的认可。除了其自然幽默风趣的语言，其翻译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历史及社会文化原因，更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这部小说的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之下进行研究，而改写理论为我们提供从意识形态诗学因素等方面来研究的视角。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文的改写。也就是说翻译是由某种社会力量发起的一种社会活动，从而也就反映了社会和历史的需要。“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的操控，以服务于某一特定社会”（ Lefevere，1992a/2004：General editors‘preface）。翻译实质上是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的影响下对原文信息的摆布和改写。这种改写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翻译适应特定时期目的语文化的需要而采取特定的方式。这一理论能有效地解释杨必为什么选择萨克雷的作品而不是其他，译者为什么采取改写的翻译策略，为什么该译本会受到中国读者和翻译界的认可和喜爱等具体问题。通过此研究，能使我们对翻译中的改写这一社会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作者深入研究了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对杨必译文的影响和操控，这些操控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文本的选择、具体翻译过程等方面。仔细研究之后，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正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的诗学追求等社会因素造成了译者对萨克雷的《名利场》的改写，其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诗学的影响更为明显。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对译者及其翻译策略产生的影响和制约的新的视角，并为解释一些不能由传统翻译研究方法解释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在前人对《名利场》翻译研究的基础上，从改写理论视角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这部小说翻译活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