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硝烟战火席卷中华大地，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波中渺若尘埃。许多作家学者都离开了宁静的书桌，或以身扑于烈火之中，或以文铸成抗争盾剑，乱世之中，沈从文亦是在自己的园地里苦心经营。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只有15部①，分别是《芸庐纪事》、《动静》、《乡城》、《王嫂》、《笨人》、《乡居》、《主妇》、《看虹录》、《摘星录》、《摘星录·绿的梦》、《虹桥》、《赤魇》、《雪晴》、《巧秀和冬生》和《传奇不奇》，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表现知识分子的爱欲叙事，一类是书写战火时代的乡城新变。
　　沈从文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却只信仰“生命”的作家，对“爱”、“美”和“生命神性”的探索贯穿其一生的创作。沈从文常常将爱欲叙事小说作为探索生命神性的表现形式，30年代如此，40年代亦是如此，且40年代的《看虹录》、《摘星录》等小说在审美艺术上呈现更加瑰丽丰富的指向，标志着沈从文在爱欲书写上实现了文体的新突破。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沈从文以自己的信念倡导民族救亡，以抽象原则替代武力，重建民族品质；在抗战之外，沈从文重回湘西，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去剖析湘西世界的残忍和愚昧，突破前期作品对湘西的审美定势，但也正因如此，沈从文前期苦心经营的象征着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就此坍塌。
　　沈从文整个40年代都在寻求文体的创新和突破，这其中有成就也有困境，成就在于沈从文对文体的创造，突破自己前期的创作方式，力图向虚空凝望，用抽象的抒情实现了“爱”与“美”的理想。困境在于创新的困难和叙事的矛盾与焦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时期沈从文精神世界的迷狂。40年代的沈从文以一个探索者的姿态重新出发，他在疯狂的“高峰体验”中寻找保存美的方式，为后代作家留下可追寻的文学传统，就这一点而言，沈从文是勇敢且超前的。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论述沈从文40年代小说：
　　第一章，探求虚空之境的文学试验，论述对象为沈从文40年代表现知识分子爱欲叙事的小说。本章将通过对沈从文40年代《看虹录》和《摘星录》这两篇爱欲叙事小说的解读，分析其与沈从文二三十年代爱欲叙事的不同，以及其中包含的新的审美特征。40年代的爱欲叙事背后潜伏着沈从文精神的焦虑与困顿，本章第二节将探索沈从文40年代精神世界的动荡，了解沈从文创作的内在动力。
　　第二章，哀叹战火时代的牧歌远去，论述对象为沈从文40年代书写战火时代乡城新变的小说。其中包括了昆明和湘西两个地方，沈从文很少写抗战的具体状况，大多时候只是通过几个在战争中生存的小人物的命运，书写了战争语境中的城与人、城与乡的矛盾和变化，寄托了沈从文“以文学重造民族”的理想。抗战后期，沈从文又将视角拉回了湘西，且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为湘西写下一部悲剧的乡土抒情诗，观看了湘西在战争和历史变迁中的命运沉浮。
　　第三章，创作思想艺术的成就困境，对沈从文40年代这两类小说的思想艺术进行分析，肯定其文体探索的开拓意义，他将自己“抽象的抒情”的艺术创作方式运用于小说创作，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神之解体时代勤勤恳恳地写下了赞歌。第二节对沈从文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叙事的混乱进行了解读和更深层次的追溯，以求客观理性地认识沈从文40年代小说。第三节阐述沈从文的创作对文学史的影响和意义，论证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结语部分，通过对沈从文40年代小说的分析和评价，正确认识到其中的成就困境，客观看待其具有的历史价值，也更深刻得了解沈从文作为一位优秀小说家的苦心孤诣，为文学史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