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时效制度是行政处罚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完整意义上的行政处罚时效应当包括追诉时效、决定时效以及执行时效。但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下的执行时效应交由行政强制法解决,因而本文所称行政处罚时效仅指追诉时效和决定时效。本文共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我国最新版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处罚追诉时效和处罚决定期限制度。因处罚追诉时效以行政违法行为在时效期间内“未被发现”为适用条件,使得学术界与实务界均将“发现违法行为”作为时效终止的理由,导致此后行政机关是否立案、立案后何时进行处罚都不再受时效限制。同时,处罚决定期限因缺乏逾期处罚的法律后果规定,而被认为仅是对行政机关工作的效率要求,无法有效督促行政机关及时行使职权。此种“追诉时效+决定期限”的制度安排,使处罚权的行使长期得不到有力制约,实践中超期处罚现象泛滥,严重影响公民合法权益。第二部分重点阐述构建完备的行政处罚时效制度在客观上所能实现的功效,即对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与意义展开分析。该制度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尊重期间经过所形成的稳定的事实状态,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功能;（2）让处罚权的行使让位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以维护违法行为人基于处罚机关长期不行使权力而产生的合理信赖;（3）保障处罚权充分行使的基础上,对其予以时间上的限制,同时赋予违法行为人从不稳定的法律关系中解脱的途径,以平衡行政机关与违法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4）通过权力丧失的不利后果,倒逼行政机关及时行使处罚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通过制度安排使得行政机关得以摆脱旧案束缚,合理配置并有效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处罚时效制度的缺陷。首先,对“未被发现”条件在理论上的理解分歧,导致实践适用标准的不一致,进而直接影响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同时,“未被发现”条件的存在,使得学界与实务中均将“发现违法行为”作为时效的终止点,导致行政机关此后的行为不再受时效限制。其次,最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针对特殊案件的五年时效期间的规定与刑法最低追诉期间相一致,这与时效期间的确定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标准不相符;同时,因为对涉及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行为定义不清,给该制度将来的适用埋下分歧的隐患。再次,处罚决定期限制度因缺乏相应的法律后果规定,不能有效遏制超期处罚现象,不利于及时稳定法律关系。第四部分着重讨论了我国行政处罚时效制度应采取何种立法模式。纵观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实践,该制度的立法模式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元模式,即对行政机关处罚决定的作出规定最长的时效期间;另一种是二元模式,即分别规定追诉时效和决定时效。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立法技术上操作的难易程度,我国应采取一元式立法模式。第五部分在确定采取一元式立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重构我国行政处罚时效制度的建议,即通过删除现行处罚追诉时效中“未被发现”条件,将其修订为“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使其转化为包含决定时效在内的处罚时效制度。同时,结合国外及其他地区立法实践,采纳时效的中止制度。中止事由主要包括:不可抗力;被处罚人逃避调查或处罚的;处罚决定作出需要以其他决定或判决为基础的;刑事程序在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