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调解的便捷性、高效性、保密性强等优势使其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随着国际贸易日益频繁,商事调解的国际性逐渐凸显,也使得制定统一的规则具有必要性。《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为商事调解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其中对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却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是给予各国自主的空间,这也导致各国规定不一,无法形成统一的规则,阻碍了协议的跨境执行,使得当事人基于和解协议的利益无法实现,影响了纠纷当事人对于商事调解的信任度。因此,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启动了《新加坡公约》的起草工作,旨在简化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程序,实现和解协议的快速跨境执行。《新加坡公约》首次承认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并明确规定和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替代了目前部分国家规定的转化执行方式,将大大提高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效率。《新加坡公约》为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法律机制,为国际商事争端的解决开辟了新的国际法路径,与我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与建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的战略相契合,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商事调解的专业化与国际化水准。但同时应当注意到,与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商事调解立法、司法等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商事调解仍仅作为民事调解的一部分进行规制,对于“商事”也尚无明确的定义。在司法实践中,许多部门对于商事调解制度缺乏科学认知,极易将专业性极高的商事调解与旨在解决民间纠纷的民事调解相混淆,对商事调解尤其是国际商事调解产生较深的误会。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商事调解立法现状与《新加坡公约》的要求相去甚远,部分规定的差异与对应制度的缺失也使得我国与公约的衔接出现困境。一方面,《新加坡公约》明确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这与我国对和解协议的定性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公约对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作出详细规定并将调解员行为作为审查标准之一,而我国由于缺乏统一的商事调解规范,与之相配套的调解员行为准则也缺乏相应的规定,这将导致法院在审查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时缺乏具体标准。在新的执行机制下,如何完善我国的执行机制成为应当思考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公约的批准阶段,商务部已经委托部分高校国际法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协调立法、司法、行政等有关部门,对公约在我国的落地进行研究,如何以加入《新加坡公约》为契机完善我国的和解协议执行机制并逐步实现与公约的对接值得深入探讨。全文共分为四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现状及《新加坡公约》的制定背景的介绍”。首先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立法现状进行概括,从国内范围与国际范围两个角度对和解协议执行的立法现状进行阐释,分别介绍了三种执行方式——直接执行、转化为仲裁裁决执行与通过司法确认程序执行。其次对公约的制定背景进行介绍,主要从商事调解迅速发展的现状与现行执行机制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不适应性两个角度展开。第二章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方式及衔接困境”。首先对公约中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方式进行论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适用范围、并行程序与当事人自主选择权,同时分析了这一规定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重要影响即提高执行效率以及避免执行障碍。其次对我国的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方式进行分析,包括公证、支付令以及司法确认程序。最后通过我国与公约的对比分析,详细论述了我国与公约的三个衔接困境,即和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商事调解立法以及未明确可执行的商事和解协议范围。第三章为“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及衔接困境”。首先论述了公约中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选取其中的调解员行为违反调解规则或未履行披露义务进行详细解读,接着分析了我国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最后对我国与公约的衔接困境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缺乏统一的调解员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缺乏。第四章为“完善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思考”。首先论述了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方式的完善路径,包括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规定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与明确可执行的商事和解协议范围。接着论述了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的完善路径,一是制定统一的调解员行为准则,二是完善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