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呈现出灾害多发、频发、分布广、影响大的特点，给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何更有效地预测灾害、管理灾害，减轻灾害的损失，是当前灾害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自然灾害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对于自然灾害的研究也跳出了学科的界限，灾害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人类活动越来越被指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环境恶化乃至灾害频发的始作俑者。由于各国灾害类型的差异，在减灾研究与实践方面也体现出特色各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际减灾十年”战略成为现代防灾减灾研究的起点。目前，国际上的防灾减灾研究侧重于“灾害管理”的应用研究。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的防灾减灾研究引起跨学科的关注，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但是，在灾害管理的本土化策略和应用上，尚缺乏具备可操作性的措施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灾害研究中刚刚起步，针对民族地区开展的专项防灾减灾研究较少。在已有的研究中，民族地区及广大农村社区往往被当成在灾害面前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受体。而在民族地区灾害文化的认识、减灾地方性知识的挖掘、灾害引起的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变迁、本土化的防灾减灾体系建构等诸多方面，都缺乏深入的、有针对性的、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凉山彝族分布在地貌复杂、气候多样的西南山地。在川、滇大小凉山，自然灾害频发、灾害呈现时间和区域的分布，灾害的影响大。因此，对于凉山彝族灾害文化与当代防灾减灾实践的研究具有西部民族地区的代表性。在对大自然的不断适应中，凉山彝族形成了独特的灾害文化，体现在民间信仰、宗教仪式、人生礼仪、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民间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反映了凉山彝族对于灾害发生的认知，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彝人天人和谐的自然伦理观；以尔比为代表的口传文化，富含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减灾地方性知识，体现了彝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利用以及对于灾害的预测和准备；创世史诗与英雄神话等，反映了灾害对于彝人生产生活的影响和文化的建构；日常生活中的减灾举措，承载着彝人适应生境的诸多体验，并通过家支制度以及民间习惯法等得以维系和保障。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事项，或经由彝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或存在于历史久远的彝文古籍与毕摩文献中。因此，凉山彝族的灾害文化就是凉山彝族人民与灾害相关的地方性知识系统。受人口增长、资源过度开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凉山彝区的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破坏。而凉山彝族的传统灾害文化也在大传统的冲击中遭遇失范，面临传承危机。从案例分析中可见，当前凉山彝区的灾害管理是由政府主导、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在实际的防灾减灾工作中，表现为“重预防”、“合理躲避”、“抗风险”的工作策略，并已取得了一些成功避灾的经验；但总体看来，区域发展很不均衡，防灾减灾模式单一，对于基层组织和社区能力建设重视不够，缺乏对于彝族灾害文化的了解以及灾害管理的本土化调试，对抗突发型、复杂型或大型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而在汶川大地震后，由民间组织在云南小凉山彝族山区开展的社区防灾减灾实践证明，“参与式”的“社区灾害管理”能够有效地发挥社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但是由于NGO项目自身的局限，以及缺乏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减灾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因此在项目实际推广的过程中陷入了无法进行本土化调试的困境。而经历了文化与秩序双重失范的凉山彝族，正在有限的资源利用中，实践着主体抉择。凉山彝区的灾害形势以及在防灾减灾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整个西部民族地区的缩影。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着本土少数民族适应不同生境及气候变化的地方性知识，在防灾减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社区层面的防灾减灾工作，但是在目前政府主导的灾害管理体制中，还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健全、组织机构不完善、资金投入不足，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差等问题。将民族地区的减灾地方性知识灵活地运用、更好地与社区相结合，与现代化防灾减灾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会对促进民族地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防灾减灾实践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社区层面的防灾减灾，有助于基层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助于形成具有当代特色的、融合历史和民族智慧的中国减灾文化。本文综合了人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灾害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对凉山彝区历史文化和当代防灾减灾实践的田野考察，从防灾减灾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并进一步从人类学范畴重新界定了灾害文化，构建了减灾地方性知识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的本土化策略。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应该把本土化的灾害管理模式融入区域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要促进灾害管理制度的健全和体系的完善，扶植基层防灾减灾机构建设；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民众防灾减灾意识培养；要以少数民族社区为基础，将灾害管理与社区的综合发展互为前提，突出当地人参与的主体性，更有效地提升社区居民应对灾害的能力；在防灾减灾制度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应当包含着民族传统文化中对于自然的尊重、生活经验中的减灾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要群策群力，整合政府、非政府以及社会多方资源，并实现区域合作，形成文化区域防灾减灾战略统筹、合作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