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照料资源的紧缺限制了生育率的释放,对我国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探索现阶段中国0-3岁婴幼儿照料的模式、困境及其解决路径,为促进“二孩政策”的推行,完善生育保障制度,实现“幼有所育”的目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首先,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三岁以下儿童照料政策,探究儿童照料责任在国家和家庭之间的转移,发现中国的婴幼儿照料政策总体沿着去家庭化的家庭主义—隐性的家庭主义—选择性的家庭主义的轨迹演变。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兴建大量托儿所提供公共儿童照料服务,市场化改革之后托儿所逐渐解体,儿童照料责任重新回到家庭。近年来政府鼓励多元主体提供儿童照料资源,但家庭仍然承担绝大部分的儿童照料压力。其次,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的数据,运用交叉表分析和Logistics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索中国家庭在0-3岁儿童照料的分工模式。研究表明,目前家庭婴幼儿照料面临的困境在于:母亲负担过重、父亲长期缺位、隔代照料倍感压力。母亲是婴幼儿照料任务的最主要承担者,而超过三成的孩子由爷爷奶奶提供日间照料。0-3岁儿童照料呈现出显著的年龄和城乡差异。此外,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婴幼儿照料的分工模式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经济收入和家务参与显著相关。再者,基于“为母亲松绑,为家庭减负”的原则,本文提出了0-3岁婴幼儿照料模式的三个优化方向:推进0-3岁儿童照料公共服务的建设,完善男性生育假期制度和以社区为依托建设儿童照料服务中心。人口仿真结果表明,2021-2050年我国每年0-3岁儿童的总量超过3600万人,公共托育存在大量需求,婴幼儿护理人员的缺口或达百万。本文还提出了每年给育有三岁以下儿童的男性放“父亲育儿假”的设想,并论证“父亲育儿假”的财政可行性。在建立起政府-企业-个人成本分担机制的前提下,由生育保险对父亲育儿假的支出金额不会超过财政总收入的0.1%,属于可负担的范围。另外,本文认为应当充分发挥社区的优势,依托社区构建0-3岁儿童照料服务中心,在政府主导、社会支持、社区建设、家庭为基的模式中提供丰富的儿童照料资源,为儿童的成长营造有利的环境。最后,本文总结了瑞典、法国、日本以及台湾的婴幼儿照料政策,主要包括了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三个方面。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包括:转变儿童照料的发展理念,建立适度普惠型的儿童照料制度以及大力培养专业的婴幼儿护理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