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会有集体行动,有集体行动就会有合作的需求及其组织化体现,民间组织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伴随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等浪潮扑面而来。对于20世纪晚期出现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拉蒙认为其意义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晚期的意义。西方民间组织的发展是现代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环境危机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反观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民间组织迅速成为新的社会现象而为人们所瞩目,民间组织在跌跌撞撞中开始发育、逐步成长并走向繁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规模、质量必将迭生变化,而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我们党必须在把握民间组织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领导、有序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舍此别无他途。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民间组织的内涵特征、价值功能等为着力点,循着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思路,在深入洞悉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对革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进行了集中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论文由导论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导论部分首先对选题的依据和意义进行了分析,回顾了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状况,并指出了研究的成效和不足,最后提出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重点,指出文章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在对民间组织的一般原理进行纵深剖析的基础上,先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联及二者的互动模式。而后,分别对革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个历时性的认识。最后,提出密切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总体思路及对策建议。正文共分六章,基本思路是:第一章阐释民间组织的一般原理。以问题为导向,探讨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应当紧紧围绕民间组织破题立论。民间组织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点;该如何区分民间组织与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概念;民间组织为什么会产生,民间组织存在的价值功能何在;民间组织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是什么,这些都是本章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只有充分把握民间组织的本质,本文才会有充足的立论依据。第二章开始对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产生及互动模式进行探讨。从本源角度讲,最初的政党具有民间组织的基本特征。政党逐渐介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成为民主政治的主要支撑之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价值意义逐渐凸显出来。在多元性、异质性的社会生态中,政党与民间组织这两种合作、竞争、冲突等不同状态杂糅并存的社会组织,基于各自的生存逻辑和运行规律,承担着或同或异的功能作用和价值使命,形成了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类型。第三章着力探讨革命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土壤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生态的产物,不可能不受深渗透到社会结构骨髓里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影响着党对社会的认知与判断以及党与社会关系的处理。革命时期,基于革命战争压力和自然惩罚机制,党对民间组织持“存在就是胜利”的基本态度,不遗余力利用民间组织介入革命事业。这个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类型是互利共生,党对民间组织的领导手段基本是非权力影响力。反思这一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主要得出两方面认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民间组织问题上倾尽心力,积累了与民间组织打交道的丰厚经验。另一方面,革命时期党对民间组织的理念、政策、体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具体的做法也有待商榷,如权力目标决定下的有限利用、民间组织价值体现的偏颇、群体行为中的非理性倾向等。第四章分析计划经济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造就的单调的利益格局中,社会的发展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新中国建立后,为根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城乡基层政权进行系统改造。与政权建设几乎同步进行的工作是,党对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民间组织的重新定调,体现在行动上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对既有社会组织的清理整顿。经过这样的社会重建和政治改造,党与民间形成了隶属型关系。反思这一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总体性社会”是一个重要分析视角。在肯定其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不能忽视计划经济时期党所形成的对民间组织的思想观念、政策方针以及体制机制,对改革开放后党处理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的巨大影响。第五章剖析社会转型时期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阶段对党的治国理政和自身建设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中国社会转型的运行逻辑,实际上就是政治权威对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协调与平衡问题。社会转型期党的社会整合遭遇了多重困境。这一时期民间组织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但“双重性”的基本属性制约了民间组织的有效发展,导致执政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依赖和利用处于极低的水平。因此,尽管中国共产党对民间组织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当前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尚未完全定型,长远来看要形成领导-合作的关系模式。第六章提出密切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总体思路及对策建议。从管理到治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最明显的区别。当作为被管理对象的民间组织跃升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转换要求执政党、政府和民间组织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因此要坚持政党领导原则;执政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因此要坚持权力制衡原则;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要通过法律予以协调,因此要坚持法治原则;西方执政党处理与民间组织关系经验较为成熟,因此要坚持交流互鉴原则。最后,提出密切执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若干对策建议。政党有符号资源和权力体系的组织优势,民间组织有社会需要的生存依据和轻便灵活的服务优势,如何将两种优势转化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是执政党的重要课题。因此,执政党要坚持引导和培育并重的方针,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有效整合。民间组织也要在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加强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