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以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及20世纪30年代相关论争为个案，重新审视这一公认的“融会中西”的“京派”理论经典文本及其影响，考察30年代学院派面临并尝试扭转的文学生态与历史境遇，探讨他们在现代文论范式生成中的处境、地位与作用，由此见出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的转型动力机制。　　前言提出了本文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重返文论现场，采用“范式”理论的视角。分析朱光潜及《文艺心理学》在中国现代文论范式中的典型性与复杂性。　　第一节研究1932-1937年《文艺心理学》面世之初的状况。分析它单行出版后的书评潮，考察朱光潜与它介入北平文化环境时的背景情况及朱光潜对待论争的态度，发现它呼应了北平学院派所面临的既反对传统学科偏执又向社会大众开放批评的双重需求。　　第二节重返《文艺心理学》文本。分析其“脱域”的述学文体、“变译”的对象、“身心合一”的学术视野和指涉着“京派”趣味的调和折衷立场。　　第三节运用韦伯的“合法化/合法性”概念和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中的观点，分析学院派在现代文论范式生成动力机制中的意义。第一，《文艺心理学》的论争中的矛盾反映了文化共同体需求的大趋向;第二，《文艺心理学》文本语体呈现的面貌，是趋向中的空白与不确定性在学理上的反映，是一种把“过去/现在”置换为“传统/现代”的“乡愁”话语;第三，《文艺心理学》的意义被文论史截留为“审美主义”，其价值被凝固为阐释者的专业化资源。　　结语从学人的身份认同角度纵向观照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研究范式，反思范式发展与认同建构的弹性与合力。